季镇淮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一般说来,应该是老师为学生作序。但这在我却是第二次例外。季师在世时,我协助他编过一本《来之文录》,那是他治学近五十年的第一次文章结集,可想而知其分量之重。先生谦虚,认为我既已编辑全书,熟悉他的学术思路,一再要求我写一篇序言。推卸不得,我只好"奉命惟谨"。依仗先生的信任,我也大胆放言。先生并不以为不恭,反而表示欣赏,让我切身体会到前辈学者的大度。
这次作序,已在镇淮师过世四年后。十月文艺出版社计划组织一套"大家小书",将先生的《司马迁》一书列入。这是很有眼光的选择。应编辑的邀约,我也自觉义不容辞,希望能借机从书里谈到书外,或许对读者理解此书有些许帮助。
还在我开始跟随镇淮师读书不久,一位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在知道我的师从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季先生的《司马迁》写得很精彩。"那时我还没看过此书。以后编《来之文录》,发现先生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先秦两汉。唐代与近代三段,而分别以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三位作家为重中之重。凭着如此深厚的研究功底,写作这一本小书自是厚积薄发,举重若轻。
但先生是一位对自己很严苛的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毫发无遗憾"。因此,在1955年初版《司马迁》的《后记》中,先生自谦地说:"笔者过去没写过什么东西,写作和研究的经验都是很差的。"直到1979年修订稿完成时,先生仍于《再版前言》表示:"因为我对于《
史记》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读者不能希望从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难题的锁钥。"而细读过本书后,我却认为,就"大家小书"丛书而言,《司马迁》可算是最合题旨。以大学者的手笔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作,既要避开那些过于狭隘的专学考据,照顾一般读者的兴趣;又须在概要叙述的同时,显示专家独到的心得。说到底,此类著述真正困难处不在"深入",而是"浅出"。阅读《司马迁》一书,并对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与1979年前后两个版本,可以使我们对季先生如何化艰深为平易的努力有所体会。
初读此书,立刻可以感觉到行文的轻松。畅达。开篇叙说司马迁的家世,是从远古掌管天地。神人之事的重黎氏而来: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 无法分别谁是人谁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家家都为"巫史",好像个个都能通神似的。大家被祭祀弄得穷困了,结果也不见有什么福气。到了颛顼的时候,他看见这种情形很不对头,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掌管天上的事情,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分出一个次序来;又命火正(官名)黎专门掌管地上的事情,大会人民,使各安旧业,不得互相侵犯。这样人和神就分开了,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了,这就是所谓"绝地天通"。
这是出自《国语》的一段传说,原来的文字并不好懂: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楚语下》)
经过季先生纯熟的白话译述,在保留原意之外,更加添了生动的语气。
这样一种流畅自如的行文风格,乃是镇淮师刻意经营的结果。先生早年就读西南联大时,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闻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功力与遣词造句的考究,以及朱先生在《经典常谈》等书中所表现出的平易近人,给他很大启发。我多次听季师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古代文学的论文也应该写得像"文章"一样讲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减少考辨的工作,而是强调专业著述不该因为填砌材料。文字艰涩拒人于千里之外。除了对于文学根深蒂固的爱好,季先生也认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丧失了对语言美感的追求,便愧对研究对象。当然,无可否认,"五四"以来平民化的思潮,经由朱自清先生,也给予镇淮师潜在的深刻影响。无论何时,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写作,对他来说,都是毋庸质疑的信念。
这在《司马迁》一书的修改本中也有体现。从章节目录看,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初版中一些借用太史公语的题目已改为作者直陈,如"仕为郎中"之易为"入仕","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之去掉后四字,"从负薪塞宣房"之减省为"负薪塞河",后者无疑比前者更简明易懂
而从文学性考虑,季先生也用了很多心思。在《司马迁》初版《后记》中,他已经指出:"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的,它不允许驰骋想象。"为保证本书高度的学术水准,便必须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力求竭泽而渔。前人已有的著述,无论成书。单篇还是片段,凡有助于说明问题者,镇淮师都酌加利用。尤为突出的是,1979年重新修订此书时,增添的文字中,即十分注意征引最新的考古发现。如关于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一节,引用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文献,证明《
史记》中也有非信史的记载;又吸纳1968年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墓的发掘。研究成果,肯定司马迁在《五宗世家》对刘胜骄奢淫逸的描写确是实录。
不过,这种言必有据的审慎并未妨碍本文的顺畅,化繁为简的运用资料固然是一种适当的办法,尽量把复杂的考证从正文中分离出来,放入注释,也是季先生常用的手段。这样的例证非常多,随便举一则:《入仕》节记述司马迁大概在公元前122至前116年间开始入仕。此处有注说明根据: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按王国维定司马迁此书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其说较诸家为胜(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由此上推二十余年,则司马迁为郎中时当在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年),亦即在司马迁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假定司马迁漫游在元朔三～四年,漫游后三。四年内才正式入仕,亦非不可能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原不必说漫游后即仕为郎中。
书中其它解释性的注释,如《为太史令》节讲述政治上的"三统"说与历法上的"三正"说之关系;补充性的注释,如《"就极刑而无愠色"》节引证《
史记》中老子韩非。孙子吴起。伍子胥等七篇列传的相关文字,以充实本文中司马迁"在若干作品里也就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的隐痛了"的论断。凡此,都是将大量考据的工作压在纸背,极大地发挥了注释的功能,才使正文避免出现赘疣,得以干净。流畅地叙事。议论。
强调行文的平易,就古典文学研究著述而言,其实是很高的要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从文言转为白话写作时,也曾苦恼于"字不够用",原因是现代白话文作为通行的书面语推广的初期,很多文言词汇尚未"白话化"(见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辞》)。论述的内容(古典)与表达的形式(现代)之间的矛盾,直到现在,依然困扰着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如何调适文言与白话,既带有古典的气息,又使人容易进入,确实是一门技艺。
季先生撰写本书时,对此亦有考虑。他并未因为《司马迁》是一本以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小书,而完全用白话译述取代文言。他喜欢间或在现代语体中插入古文散句,以调节语气。在修订本中,他更指出,其所作的最大改动,是"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全篇抄录在书中"。这样做的目的,季先生说是"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再版前言》)。而二文选择的精当,确对传记的叙述有补益之效。《论六家要旨》的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受腐刑对于司马迁写作《
史记》是一个关键事件,其本人的思虑在《报任安书》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抒。季先生虽已在传文各处有片断的引录,却终不如全文呈现,让人一览无余,体味更深。何况,本书的主旨是在展示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家与文学家的丰采,《报任安书》之沉痛愤郁,感人至深,正可见太史公的文学长才。显然,阅读全篇的效果不是节录所能达致的。当然,也正是因为有散见的引述为基础,一般读者才可以明白这些不加注释的古文大意。
上述作法,或许可以说是借鉴了班固写作《
汉书》往往抄录传主重要文章的先例,但对于文体的缜密思考,季先生的《司马迁》一书应该也是受到了《
史记》的影响。在处理古代资料方面,二者同样面临语言转化的难题。因此,论述《
史记》语言特点时,首先引起季师关注的便是"古代语言的问题"。他这样解说司马迁的工作:
他把那些僵化或涵义不明的词汇和句式,按照当时一般的理解改为通俗易懂的词汇和句式。所以他的整齐(规范化)古代历史的工作,实际也包含着整齐古代语言的工作。
并举《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一段文字,与《尚书·尧典》的原文相对照,以显示司马迁是如何"把《尧典》里那些含糊。拗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明白。流畅的通俗语言","目的显然在于使人容易了解,使古代的历史和人物能够鲜明生动起来"(《语言的运用》节)。不消说,这也是季先生致力与用心所在。
由于司马迁主要是以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垂名后世,因此,正如季先生所提示的,研究"《
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专深的研究固然必要,却不是普通读者关心的重点,也非一部传记性质的小书所能承担。在此意义上,季先生才会直言,本书不能提供"解决难题的锁钥"(《再版前言》)。而自觉的趋避,则使本书定位准确。按照《后记》中的说法,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丰富论述,让司马迁"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稍稍突出";一是"通过那些疏理和说明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某些方面,以便代替那悬在一边的。社会背景的叙述"。也就是说,此书虽薄,但季先生仍期望能通过为司马迁立传,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如此,也可以明白修订本为何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全文录入。由于初刊本只节引了总论中的一段文字,并加以概述,对于呈现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学术思想的丰富性以及司马谈的评价,不免显得单薄。有缺失。而司马父子生活时代的学术背景,自然是司马迁撰著《
史记》极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季先生借此展开的论述,则不仅有利于说明传主的文化传承,也可使读者对春秋。战国直到汉武帝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及其现实的应用策略,有一总括的认识。不过,为了集中笔墨,我也注意到,初稿本中过于枝蔓处,如《奉使西征》节有关公孙弘与司马相如对修通西南夷之路的劝戒,《扈从封禅》(原题为《从巡封禅》)节叙写汉武帝元封元年的出兵匈奴,《"遭李凌之祸"》节记述张骞出使西域。李广利攻打大宛等,均予以删节或缩写。这些省略并不会妨碍我们对整个时代氛围的感受。
以上是我重新阅读《司马迁》。比较两个版本所得到的一点印象。如果能够抛砖引玉,使读者诸君对本书发生兴趣,进而引发出更高明的见解,则余愿足矣。
本书近期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