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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较我稍年轻的朋友有一天问起是否听过如下的笑话：当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个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
       我的朋友属于台湾的新生代，我回答说，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说过。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念已经成为各种政治立场的台湾人对大陆人的刻板印象。
       当然不止于此，其中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的意味。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自身的位置。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巨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辈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是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惟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得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中不同音)，这名称与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一样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得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人家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战”后所渲染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处在自己对岸的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的中国。然而有着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晴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青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惟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尔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相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这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
       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钩，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钩。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了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十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辨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完全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变局可以说又是一个转折。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松，预示了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到了九十年代还在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一样是以当代惟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迈克尔，乔丹，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对台湾新生代而言，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竞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他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的纷纷攘攘，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观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我们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联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