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冯林主编的《中国家长批判: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访谈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在这本书的讨论会上有学者从文化理想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慷慨陈词,他们的话我觉得很正确也很空洞。放言畅谈一些永真的命题是容易的,而要理解真实的问题则是困难的。宣扬永真的命题是布道,而理解真实的问题才是学术。在学术焦虑得不到缓解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对过份洋洋自得的布道有些烦言。比如,一位学界前辈到处鼓吹人和自然要和谐。要做朋友,但问题是在发展欲望如此无涯。发展条件又如此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相对和谐,怎样才能遏制落后国家必然被转嫁的恶性工业化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倒并非是我们天性恶劣,不想同自然做朋友。说到家长问题,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针对的是当年的情形,再诵来回应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就有些隔膜了,言不及物就是言不及义,尽管发言者常常义形于色。当问题本身已变得很深刻的时候,再唱泛泛的高调就是一种肤浅。
       我首先就对这本书中的首篇访谈有些腹诽。孙云晓先生说:"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希望未来的孩子都能有一对翅膀。一只是自由的翅膀,一只是快乐的翅膀。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指身体上的解放,还包括心灵的释放。其实教育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枷锁。冰心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地生长。我很赞同。"第4页我也很赞同,但赞同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艾斯特拉贡说"我快乐",弗拉迪米尔说"我也是",但尽管都快乐了,他们仍然要留在原地,因为他们要等待戈多。真实的关系仍在延续,真实的逻辑仍在运转,仅唱些自由与快乐的赞歌于事无补,不能使我们前进半步,徒然显示思想与学术的苍白无力。谁不知道自由比不自由。快乐比不快乐好呢。我们可以相信家长决不会无端地逼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校长与老师也不会无故地压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我作县域文化调查,惊悉不少县的第一中学简直像是集中营,但家长包括学生本人并无反感,他们甚至还很尊重那里的老师,因为他们能保证升学率。试想乡下的文化资源如此地匮乏,县中学如果不采取高强度的学习方式如何能同大城市竞争。当然你可以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人道的,但让乡下孩子失去受教育与被选拔的机会就人道了吗。当然你还可以说高考制度有问题,但"文革"中采用的推荐制度不是问题要大得多吗。更多的大学还办不起来,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趋势还无法改变,这种背景下用卢梭的教育理念去责备学校和家长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会造成恶性干扰。理想化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最不理想的结果。
       也不可将批判的予头对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孔老夫子不应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压力。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赶超的历史命运负责。当成年人以超负荷的工作甚至以心理疾患与过劳死为代价去满足五光十色而又飞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要求时,你可以想象孩子们能那样轻易地"减负"吗。如果你无法中止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你怎么可以摆脱这一进程对教育的规定性呢。如果比尔·盖茨继续领导世界潮流,我们还有多大的机会去实践卢梭的《爱弥尔》呢。
       我并不是说对目前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弊端就只能束手,我是说先得觉悟到历史的悲剧性与客观性,然后再来探讨改进的可能性。我特别反对那种廉价的浪漫主义及其背后轻薄的乐观主义,这些"主义"往往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它们带来的操作上的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意在"减负"的"素质教育"成了一种新的。额外的负担,意在教育公平的就近入学制度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其情其景令人扼腕,其中的缘由值得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