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宇的稿子。”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見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以上两段话分别出自胡适和鲁迅。前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7至1929年，胡适称之为“一生中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后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8、1929年，鲁迅称之为“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同样在上海又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两位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竟然感到如此巨大的差异。按照常理，从两人的境遇推断，应该是胡适留在上海而鲁迅离开，但历史呈现出的结局却跟推理完全相反。作为孤立个案，胡适和鲁迅的选择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本文所论述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如何选择了现代上海?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又是如何挑选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并非偶然性所能回答的。
       由于“老上海”在世纪之交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点，它的位置也不断被研究者放大，被描述成当年知识分子的首选城市。1927年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似乎非常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但从微观层面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知识分子与具体城市的关系远没有今天这么密切。第一，他们具有频繁的流动性，往往游移在好几座城市之间，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长期定居于某座城市。仅就1920年代来说，知识分子就在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之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集体迁移：前期，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以及上海)；从中期开始，形成迁往广州的潮流；1927年武汉政府的短暂时期里也曾聚集不少知识分子；中后期，主要集中在上海。几乎每次迁移都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离开北京与张作霖的高压统治有关，离开广州与国民党北伐和“广州暴动”有关，离开武汉与“宁汉合流”有关，当时各个城市在文化地图上的位置也没有今天相差那么大，比如厦门、青岛这种中等城市同样有比较知名的知识分子愿意前去。第二，知识分子选择广州和武汉出于主动的精神追求，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上海则是在非常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根据日本学者小浜正于的研究，南京政府成立之前，中央政府对上海的统治相对软弱，造成“行政空白”的状态，城市因此得到了比较自由的发展，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上海作为它的统治据点，逐渐被纳入到强大的权力机构下。当广州(以及武汉)还是革命圣地的时候，具有政治热情或者拥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并不会留意“行政空白”的上海；但是当几座城市分別遭受政治高压的时候，“行政空白”的上海却成为他们共同的避难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无法离开城市，但他们尚未形成对某座城市的高度忠诚；第二，他们选择上海并非出于主动，主要因为其他城市不约而同地陷入政治高压。只有明确了这两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927年大批知识分子会云集上海，1930年前后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会离开上海。
       小浜正子称上海曾是一座“行政空白”的城市，这便是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之处：它无法成为“圣地”却可以成为“避难地”，但是，仅仅用“行政空白”还无法解释1927年知识分子为何云集上海。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之后，也曾打压过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比如研究系和“醒狮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也因为被通缉避居大连。国民政府于7月份将上海定名为“上海特别市”，该市为中华民国特别行政区域。小浜正子认为，自从地方自治于1914年成立后，上海特别市政府是诞生于华界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都市行政机构。长期以来，上海华界的南市、闸北、浦东、吴淞四个地区互相隔离，分别受四个地方机关管理，在1927年终于统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华界统一，上海特别市依然不可能直接管理租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要求在租界建立区部，市社会局要求审查租界内出版物，以及市教育局要求领导和监督租界各级学校的人事及业务，这些试图管制租界的要求均被回绝，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居住在租界内，鲁迅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为(且介亭杂文)，即是因为他住在越界筑路的区域，俗称“半租界”。文化支部成员钱杏邨曾在租界马路上散发传单被租界巡捕逮捕，当时国民党警察局曾要将他引渡，租界没有同意，一个多月后将他释放，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特别提到“租界法官讲一点所谓民主”。除了租界的因素，上海繁荣的出版业也是吸引知识分子的主要因素，鲁迅在广州为未来去向反复思考的时候，便提到上海“可以卖点文章”。
       “行政空白”、相对独立的租界和繁荣的出版业，这些都属于上海的“大环境”，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知识分子选择上海，还跟他们在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小环境”有关。胡适在20年代前中期便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甚至有在上海构建一个中心的打算，他与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的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月派其他成员来到上海，也建立在他们可以执教光华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等校的基础上。鲁迅虽然此前很少到上海，但弟弟周建人却居住于此，这使得他最初的生活可以很快安定下来。《语丝》和北新书局被迫从北京迁到上海，使他迅速拥有自己能够运用的杂志和出版机构。创造社本来就是在上海发起，尽管部分元老曾去广州，但重返上海更是轻车熟路。从日本回来的创造社“少壮派”，在社团的安排下很快拥有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太阳社成员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迁移自然会有组织上的安排。人脉关系、文化机构和社团组织，这些“小环境”对他们决定迁移上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