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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
       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但是也和其他根据地一样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和破坏。而破坏性最大的，则是1934年至1935年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时期的北方局，之后改为北方代表即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示。
       1934年2月，在佳县南洼村召开的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指示内容。会后，郭洪涛给北方代表写了秘密报告，主要内容是：陕北特委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陕北游击队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组成的土匪”。
       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又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报告，说红26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同志的工作作了新的调整，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郭洪涛又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塬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报告中还说：“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中央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等。
       7月5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8月中旬，聂洪均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也由上海来到永坪镇。聂后来说：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
       在朱理治、聂洪钧到陕北之前，西北红军按照玉家湾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新的变化，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他们到来之时，国民党因第二次“围剿”失败，正调动更多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26、27军在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东线之敌晋军，再打北线敌人，之后再打南线之敌。在东线，我红军英勇作战，击溃敌人两个旅，消灭其两个团，将晋军赶过了黄河。
       在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他来后，没有和红26、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于俊、崔田夫和我谈过，也没有和苏维埃领导人马明芳、霍维德谈过。当时，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饭，但没有谈话，他只和郭洪涛谈，有时我去碰见了，他们就不讲了。他们谈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东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写的，一本是草写的，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
       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刘志丹、高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们越听越感到莫名其妙，越听越听不下去。因为朱理治对陕北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他说“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西北红军的一般干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我们认为都是党内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我就说，理治同志，你既反对枪杆子万能，又给“枪杆子”提出如此宏伟的战略任务，这是不是矛盾嘛!
       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力量吗?”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一套。完全脱离了陕北革命斗争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敌人10万重兵“围剿”根据地的严重现实。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很下不来台，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来得知，朱理治的这个报告是郭洪涛给他写的。
       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样就使他们很恼火。
       回去之后，他们便在永坪镇召，开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而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张达志和我，及陕北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马明方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
       他们又重复了文安驿会上讲的那些内容，还进一步讲道：“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
       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发展着”，认为现在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夜”，“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
       而这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苏区和除西北之外的其他苏区，已经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葬送了，中央红军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危急的时期。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要在陕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他们在“报告”中强调，“特别是右倾取消主义，是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会上，他们还作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会后，郭洪涛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写了一篇《论扩大会议》的文章，说这个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这个期间，他们要对陕甘和红26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
       永坪联席会议
       9月15日，红25军来到延川县的永坪镇。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红25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但是在鄂豫皖时，红25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闽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就带来了错误肃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
       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解决肃反问题时，正式否定了这个“中央代表团”的合法性)，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会议仍然是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会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红26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重地打。我当时讲了几句话，说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帮助教育……还没等我说完，他们马上就说：“你这个调和主义，反对右倾不坚决。”
       会议开得很严厉，许多同志都不敢说话，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登在《西北斗争》刊物革新号上，文章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25、26、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军委当供给部部长，从红25军调来一个连级干部当供给部政委，据该同志后来讲，他的任务就是监视我的行动，随时报告。
       “左”倾肃反
       正当我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了要推行他们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必然要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猛烈的斗争。他们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不服从他们那套错误东西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各根据地党内发生的通病，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被抓起来后，在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考查，有一点不清白都可以枪毙”。不承认就吊起来打，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他们说：“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们审问时的情况和我的回答，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都听到了。他们流出了泪水，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们的红25军的干部、战士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26军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说：1965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
       高朗亭还说：“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讲：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我们(指红25军的领导成员)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红26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部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被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
       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于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25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红26军的机关枪全部被25军收缴了，红26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党中央挽救陕北
       在西北革命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了陕北抓人的事情，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作为先遣队来陕北。
       贾拓夫对我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镇时，毛主席看到敌人的报纸上说陕北刘志丹“20万共匪，正在受到围歼”。即把我找去，问陕北红军的情况。我说我离开陕西一年多了，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毛主席果断地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不要说是20万，就是有两万也好。于是决定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听取肃反负责人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果断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立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这时，党中央正忙于战事，先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害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等同志来后，首先对陕甘晋省委制造的肃反进行了全面接管，制止了杀人行动。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十分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处理要慎重。据此，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负责审查肃反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再次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这样，我们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从“左”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
       当我们从牢狱中走出来时，个个泪流满面，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是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
       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