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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馆的生活很清苦
       我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只是我在国外当过十五六年驻外记者，对国外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使馆的领导和管理却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国在西德建使馆后国内各部门很重视，很快派了人来，使馆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我担心的是，使馆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随着人员的增加会越来越紧张起来。波恩是个小城市，只有三十多万人。我们建馆时，要租大一些的房子非常困难，在市内和郊区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在波恩西南两公里多一个叫尼德巴赫的村子里租了一个刚建好的小旅馆住下来，房间很小，没有想到竟住了十多年之久。当时，使馆所有的人都是过集体生活的，只有大使有一小套房间，其他的同志除了夫妇外，都是两个人一间，厕所洗澡间共用，工勤人员还有三个人一间的。过了一段时间后，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双方在各自首都交换一块地皮修建使馆办公楼房。我国外交部也有这个想法，很快经过驻华使馆同德国外交部达成原则协议。可是两国体制不一样，办起来还真不容易。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难，只要向北京市政府提出申请，市政府一向很支持，很快就可以找到几块地皮让德方选择。而德方外交部却要出钱来买，市区的地皮价格很贵，而且这笔钱要经过联邦议会的批准，手续繁多。所以，等交换了地皮，再设计施工，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件事应很快办起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在使馆后面租了一处房子，把商务处的二十个人搬了出去，而且自己开伙。不久，又在新华分社的小楼边上再租了一栋小楼，分出一部分人去。我说，交换地皮的事在我任期内签字已经是很好的了，设计施工肯定是我的接班人的事了，我的目标是，逐步实现一个人一个房间。后来，我只是谈好了地皮，没等到签字就卸任了，但一个人一个房间还算是实现了。
       另一件事是尽量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在国外人手很少，工作很多，所有的人不仅要做好全馆的清洁卫生，招待会宴会要帮厨和洗盆洗碗，夜晚还要轮换值班等。外交人员生活很清苦，“文革”以后取消了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冰激凌、饼干之类。假日外出游览时吃饭和门票都是不能报销的，要自带食物找僻静的地方在车子里吃。波恩有的超市给5％的回扣，成了我们买参观门票的“小金库”。馆里免费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日用品，洗外衣和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说起来很惭愧，上厕所的小费是可以报销的。那时候电视除了新闻和评论节目其他的都不准看，报刊消息和图片也不许扩散，去剧院和音乐厅就根本谈不上了。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津贴。我担任大使后每月津贴150元人民币，由于西德马克增值，我拿的马克比当记者时还少一些，其他的同志就可想而知了，一位一等秘书积一年的津贴在使馆第一个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有的德国友好人士问我月工资多少，我说一百马克，他们哈哈大笑，说我在开玩笑。现在看来，我对内部管理的工作做得很差，同志们生活很单调枯燥，虽然后来也有所改善，但这方面工作确实不够。
       建国以后，在国外的外交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虽然接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较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10％。国外工资最后实际上只有国内工资的三倍左右，在国外吃饭穿衣比国内开支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一些，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高工资。到“文革”时，国外工资更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大罪证，非要打倒不可。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是“文革”极“左”思想的产物，很不利于发挥同志们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开展国外的工作影响很大，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都能体谅大局，注意照顾影响，不管有多少意见和困难都能克服，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交涉记录片《中国》的播映
       我接到了部内的紧急通知，指出意大利记者拍摄的影片《中国》，是一部污蔑和丑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如果当地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使馆要由大使出面进行严正交涉。过去，特别是在“文革”开始以后，也有过交涉反华影片的事，但都是由文化处的同志同有关单位进行交涉，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次规定要由大使出面，看来非同一般。据我们了解，当时，西德电视台还没有播出这部影片，也不知是什么内容引起我们这样大的愤慨。西德有两个全国性大电视台，每个州都有地方台，还有一些小电视台，电影院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要文化处的同志把其他工作先放一放，全力注意几个大的电视台和大城市的电影院有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不久，有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插出了这部影片，我国大使同电视台进行了交涉。在我国的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很多严厉批判的文章。又有消息传来，江青看过这部影片后非常气愤，矛头对准了外交部，大骂驻外使馆“卖国主义”，事先不注意防范，事后交涉也很不力。部内的新闻司长彭华同志和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后来还被调动了工作。我也紧张了起来，担心可能有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过而我们没及时发现，那样就要大挨批评了。
       没过几天，文化处的同志看到了电视一台转播了在汉堡的北德电视台放映的这部影片。电视一台是各个州电视台的联合台，除了自己制作很多节目外，也转播州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由于这是州电视台的节目，德国人看这部影片的不会很多，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和文化处的同志也都看了这部影片，感到有不少我国内地的落后镜头，但都是真实的，而且不少西方记者在我国拍的影片中也常有这样的落后镜头，不知为什么这次要这样大动干戈。当然，这些话当时都是不敢讲的。我们也不敢怠慢，一面立刻报告部里。一面马上约见电视一台台长进行交涉。本来，我们同电视一台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大牌记者鲁格是我在当记者时的老朋友，他随同施罗德、施特劳斯和谢尔三次访华，制作了好几部记录片，观众的反应很好。当然，也听说一台的领导感到影片把中国说得太好了二些，要求鲁格做一些修改，鲁格没有同意，后来也照样放了。我原来同一台的台长很熟，在拜会他时对他们转播这部影片提出了意见，他向我解释西方的电视台同中国的电视台不同，他无法干预电视台的节目，实际上是拒绝了我的交涉。当然，我在这个情况下也很难让步，结果我一言他一句，最后弄得很不愉快。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有时在一些场合碰到了也都赶快设法避开，再也没有说过话。这样的事其实已有不少先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是不愿意别人干预他们
       的节目的，即使是大使出面，也不会起多少作用，而且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交涉的结果不但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正好相反，电视一台在黄金时间把这部影片对全国放了一遍，北德电视台和不少州电视台都先后放映了一两遍，而且在放映前还说明中国使馆对此进行了交涉，德国人差不多都看到了，影片的影响反而扩大了，后来听说，在其他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交涉的结果也差不多。本来，这是一部较长的记录片，电影院一般是不放映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交涉，电影院还以此作宣传放映。后来，有好几次电视台、电影院放映反华影片时，还给使馆打来电话，要求使馆对这些片子发表评论，希望我们提出抗议，实际上是想以此作为广告招引观众。我过去当记者时，这些事我都不必管，现在真的感到大使不太好当了。
       把“革命文艺”打进欧洲的闹剧
       1976年10月14日，我一早从波恩乘汽车赶到南部城市斯图加特去，迎接将在中午从奥地利萨尔茨堡到这里来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他们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各演出了一场后，要到西德的四个城市来演出。事情也正凑巧，我到了斯图加特的我们艺术团将要下榻的宾馆后，惊奇地看到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四人帮”可能已被抓起来的消息。国内还没有正式的消息通知我，我就与同志们商量，决定暂不告诉艺术团的同志们，以免影响他们的演出。
       这几个月来，使馆同志们一直在忙着艺术团到这里来演出的事。年初，受“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急电通知使馆，为了把“革命文艺”打进欧洲国家，要我们设法通过剧院经纪人安排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其他的革命折子戏到西德来演出。部内也来电报提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重要任务完成好，不能马虎。我也知道，这件事情重大，万一发生差错，使馆特别是我责任难逃。我们出动了很多人马，放下其他不是很急的工作，用全部精力来把这件事情办好。起初，我们找了好几个经纪人，他们都有兴趣，但一看剧情介绍后，都打了退堂鼓。最后，我们终于以很优厚的条件找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经纪人，好不容易取得了德方有关部门同意在四个城市演出，但德方提出，在演出的城市中要包括西柏林在内，当时，西柏林在政治上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请示文化部最终得到了同意。在确定以后，事情就更多了。舞台要多大，幕要几道，音响灯光设备和乐池有什么要求，观众大厅要注意什么，直到吃饭要吃中国饭，房间要绝对安静，甚至是每天要多少巧克力，多少水果等等。好在西德是发达国家，这些要求都不难落实。奇怪的是，文化部还通知我们，在这个一百多人的艺术团中，除了正式演员之外，还有一些是“落实政策”的替补演员，要我们注意保卫安全工作。还有些事更让我们摸不清头脑，说艺术团带去的灯光设备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对外要注意保密，不能让德国人把我们的技术学去了。后来，艺术团的先遣人员到德国来装台时，德方的技术人员看到了我们这些又多又大又笨重的灯光设备，直摇头说，这些设备太落后、太笨重了，现在的设备已轻便、灵巧得多了，而且全部用计算机控制了，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想窃取我们这些在国内报纸上大吹大擂的“机密”。
       我国驻西欧的好多使馆为这个艺术团前来演出作了很大的努力，大都落了空，最后只落实了在奥地利、联邦德国两个国家的演出。文化部通知说，决定先到这两个国家演出，以后再设法第二次到欧洲来。根据日程安排，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各演出一场，然后乘大巴到西德的斯田加特、埃森、汉堡和西柏林四个城市各演出两场。艺术团在中午到达后，我在会客厅里同团长和三个副团长见了面，这四个人中只有业务副团长我在舞台上见过，他演指导员洪长青的小伙计，已是文化部的什么局长了。我要文化参赞向他们汇报了演出安排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说等看了舞台后再说。团长向我们大谈特谈他们在离开北京时张春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全体人员，要他们作为“文装解放军”把“革命思想”传播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之类的大话。艺术团要在第二天演出，更苦了我们使馆的同志们，演出前售出的票很少，要动员更多的华人华侨去看，又由使馆出钱买了不少的票送给德国朋友来看。州长是我很熟悉的，而且也准备邀请他访华，原来说好要来看的，后来一听剧情就托词不来了。几天后，艺术团到埃森演出，使馆收到了国内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正式通知。我立即赶到那里去，向艺术团的领导作了传达，但是为了不影响演出，并且防止发生混乱和意外事件，我同他们商定暂时不向下传达。团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但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将信将疑，也有的看来还有抵触情绪。我感到担心，不得不警告他们，如果团内发生什么问题，团领导要负全部责任。可是，团员们到汉堡演出时已出现少数几个熟悉的人中窃窃私语的情况，当然也不敢公开议论，特别是一些被称为“落实政策”的二等团员更是一句也不敢说。他们虽然看不懂德文报刊，但看到连日登载了“四人帮”的照片，已感到国内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到西柏林演出时，他们已从华人华侨那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全部情况，一些人高兴，一些人沉默和担心，也有一些人害怕。在宾馆的饭厅里吃饭时，有人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有的演员之间发生了大声争吵，甚至要动起手来。我要使馆陪同的同志立即向他们传达了国内的通知，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要他们照顾在国外演出的大局，把最后一场演好，绝不许在国外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彼此之间有什么意见等回国后再说。这时，国内报纸已正式公布了有关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公报。演员们都是听话的，在西柏林演好了最后的一场。从他们来到后，我们使馆的同志特别是陪同的同志度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一直担心团内发生意外的事件。艺术团在西柏林演出结束后，全部人员乘飞机到了波恩，立即换乘国内派来的两架专机经罗马尼亚回国。我又在机场上向他们作了交代，后来听说他们在飞机上虽然不断有小的争吵，不过始终没有动手，可是一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扭打起来了。
       我们使馆的同志们刚刚庆幸这件事总算平安度过，艺术团全体安全回到了国内，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可是不久国内的同志写信告诉我说：艺术团个别领导人到德国后早已写信报告了江青，控告我和使馆其他同志不到边境去迎接他们；事先做宣传动员工作不力，售出的门票很少；安排食宿不好，在汉堡的饭店靠近红灯区；宾馆不安静等等。这些小报告都是作为私人信件由信使带回国内后经过普通邮政寄出的，而且信封上写的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按江青办公室的人员事先约定的化名和地址，实际上都是寄给江青的，我和使馆同志不禁大大地吁了一口气，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我们都是罪责难逃。后来，又听说，“四人帮”已在上海挑选了一批“工人大使”，准备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