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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保尔语录
       身着校服的无知之徒对美国的危险远甚于石油禁运。
       我是那种人们以为别人都在读的作家。
       奈保尔不懈追求观察和叙述的新方式,在他为小说作出的墓志铭体现了他一贯的逆向思维。在推出一系列也许用“文学性自传”这样的术语更为贴切的虚构作品(《到达者之谜》,《世道人心》)后,他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死亡,当代小说除了炒冷饭已无事可做,这一说法在文学圈内轰动一时。两年后,他又平静地宣布自己将回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2001年9月《半生》的出版,也许可视作是对文学批评家的戏弄。
       一、新闻短缺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与文学大师
       仅数周前,奈保尔的死对头保罗·塞罗克斯在《卫报》评论前者的最新小说《半生》时讥诮道:“要是书上不署奈保尔的名字,《半生》只是昙花一现。当然,因为书上写了他的名字,它自然会留下一个轨迹:大量的评论,可怜的销量,加上一个文学奖。”塞罗克斯不幸言中,只是他不会料到这个文学奖来自斯德哥尔摩。
       简体中文版的奈保尔著作似乎只有一本《米格尔大街》,即便如此,国内读者也可看出他的小说的确配得上任何伟大的奖项。不过由于在刚刚过去的七八月间他是英国乃至他的祖籍印度报纸的头版人物,得到他获奖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便是:这下,有热闹看了:须知奈保尔可是英国的王朔耶!
       去年,奈保尔曾抨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他的国家摧毁“文明的观念”。接受豪华杂志《Tatler》采访时,他将剑直指这位自认为是“爱好艺术”的首相,说他“可怕地”倡导“一种侵略性的庸俗(平民)文化并以庸俗为荣”并将精英主义变成了一个脏话。虽然五十年前这场毁灭行动就已开始,但布莱尔“现在是画着骷髅和交叉腿骨的海盗旗的掌管者”。他对布莱尔操纵大众舆论和新工党的用语亦深恶痛绝。而今年他新一轮的论战更令人瞠目,因为目标是英国那些最受尊敬的文学大师。
       他大骂E.M.福斯特、毛姆、狄更斯和乔伊斯,此外还对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大加鞭挞。其中以他对福斯特的攻击最甚,在8月2日面市的《文学评论》的访谈中,奈保尔指责这位《印度之行》的作者不但在文学上进行“伪造”而且还是个同性恋者。“他鼓励人们撒谎。他对印度人毫无认识。他只不过认识些皇亲国戚、为数不多的印度中产阶级和他想勾引的一些花季少年而已,”奈保尔对访员Farrukh Dhondy先生这样说。关于《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对印度三种宗教的观点,印度给福斯特留下的伤感的印象,奈保尔认为“这是欺人之谈。这是伪造。这根本就是垃圾。”福斯特完完全全是个“在印度过了些日子,剥削穷人”的同性恋者。“这本书(《印度之行》)只有一个真实的场景,就是开头那个愚蠢的茶会。”而福斯特的朋友凯恩斯尤其不堪。“凯恩斯没有剥削穷人;他剥削的是学院人士;他跟他们鸡奸而对方则战战兢兢得手足无措。”
       奈保尔还嘲笑毛姆(他可是得过毛姆文学奖的)如今“部分是(一般的)废物,部分是皇家的废物”。狄更斯“死于自我模仿”。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则令他不知所云:“我无法卒读……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
       奈保尔到处树敌的脾气在文学圈内是出了名的,媒体经常猜测“这次他又会拿谁开涮?”不过,向过世的“文学偶像”开火多少有点“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倒是同性恋作家们不干了,他们指责他正在妖魔化同性恋者。《同志时代》文学编辑彼得·波顿先生认为奈保尔的论调十分“可笑”,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近年来奈保尔因经常发表耸动性评论而事非不断。有人分析这反映他有一种诽谤情结,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上报纸头条的轰动策略而已(为新书炒作)——七八月间恰是英国政客的避暑期,因此也是一年中新闻最短缺的时期,奈保尔与媒体可谓一拍即合。英国人对奈保尔的这种看法与我们对王朔的看法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王朔在奈保尔眼里显然是“以庸俗为荣”的庸俗文化代表,而奈保尔的诺贝尔奖没准王朔正眼都不会瞧一下。
       二、神秘的男按摩师诺贝尔文学奖+麦钱特电影——奈保尔与电影
       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宣布授予奈保尔之时,被安排在秋季档上映的影片《神秘的男按摩师》显然可以火上一把。因为它是根据奈保尔的第一部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更因为奈保尔是中东“哲学上的歇斯底里”的强烈批评者,人们可以从电影、从当前的阿富汗局势联想到更多的东西。
       本片在奈保尔的出生地特里尼达岛拍摄,奈保尔童年生活的特里尼达印裔社区在镜头中频繁出现。影片讲述了土生土长的加纳什·拉姆苏麦在1940至1950年代,从作家到令人敬畏的神秘术士到殖民地政客的故事。
       　　
       按奈保尔的说法,加纳什的生活呈现了特里尼达人历史的一个片断。加纳什起初是一名失败的教师,但他始终保有成功的信念。回乡下老家后,他遇到了一名穿着黄色袈裟的英国乞僧,后者送他一本题为《思想评论科学》的神学著作,希望他皈依东方密教。
       加纳什一直觉得做个按摩师挺好的,后来真的就说干就干了。不过,当地已经有了太多的按摩师,“他们只好相互按摩”。
       在努力成为一名作家后,他年长的姑妈最终令他相信自己具有得到神秘力量的“一种天赋”。不久,加纳什和他所在的整个村庄都承认这些力量可以带来某些好处。这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具有特里尼达—印度人的外貌,这使加纳什变成了梵文学家,神圣的神秘术士,然后是作为立法会议员的加纳什,最后是殖民地的政客(外交官)G.R.谬尔。
       大体上,麦钱特的电影基本尊重原著,最大的不同出现在结尾。奈保尔的加纳什是一个继续居住在西班牙港的成功而孤独的政客,而麦钱特的加纳什则声称他倦于政客空虚孤立的生活,他回到了自己村庄的家。
       奈保尔一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改编。《神秘的男按摩师》是奈保尔许可改编的第一部作品。六年前,同为印度血统的麦钱特就写信给奈保尔的经纪人表达改编的意愿,但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音讯。于是他直接给奈保尔写信,这一次麦钱特总算没有等得太久。回信写道:“请别来见我。我知道你的说服力是有名的——顺便说,我很高兴让你得到改编权。”
       作为制片人兼导演,麦钱特的名字与名著改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国读者可能只熟悉他的公司(美国麦钱特和艾弗里制片公司)出品的部分作品:得奖名片《霍华德庄园》(1992年3项奥斯卡奖)、《昔日恋情》(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93年5项奥斯卡提名)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6年2项奥斯卡奖)等。
       　　
       奈保尔所谓“你的说服力是有名的”其来有自。早就有人开玩笑说,麦钱特具有让暴跳如雷的大象掉转象牙的魅力。他追逐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金钱、演员、外景……虽然工作环境有时可用悲惨来形容,而且还是出名的吝啬鬼,但总有一大堆明星围着他转。正如休·格兰特曾说过的,“他大概只付我两便士,但我还是为出现在他的影片中而自豪。”而这次,自豪的是麦钱特,他一定庆幸自己在“遍地都是疯子的特里尼达岛”(奈保尔语)捡了个大钱包。
       三、父子之间:家书——奈保尔与家庭
       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那样频繁地冒犯他的读者。从他在第一部游记中轻蔑地将西印度群岛称为“从未创造出任何东西的”“地图上的小点”,到最近他将巴基斯坦比作一个“犯罪公司”,这位出生于特里尼达的印度裔作家一再表现出他的冷酷无情、偏见和傲慢。难怪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曾称奈保尔(V.S.Naipaul)为V.S.Nightfall“黄昏”之意。他就像一个背向太阳的人,通过自己的影子来观察世界。
       这种专断和胆汁质气质显然在《父子之间:家书》中已有迹可寻。奈保尔的这部分家书始于1949年9月,不久这位十七岁的青年便以政府奖学金去牛津留学,到他八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神秘的男按摩师》为止。奈保尔发现“牛津的那些年轻才俊毫无激情”,他们的“谈话和圈子单调乏味”,他给他姐姐卡姆拉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位新交时说“我希望他不是个同性恋者。在这个国度里,我所见到的差不多所有其他男人都是同性恋者。”虽然只是个十来岁的“青少年”,但他那自以为是的气质可由此一览无遗。他告诉他姐姐,他是一张学生同仁报纸中“搞新闻搞得最棒的人”。翌年,他写了第一部小说。他告诉家人,“我毫不怀疑它会被接受。”
       这部书被退稿后,奈保尔陷入了长期的沮丧——他后来用他典型的戏剧化手法将这种状态描述成一次“精神失常”。“人非草木”,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伤心地写道;“唉,感悟愈多的人,痛苦愈烈。”
       在这些信件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一位青年为被社会接受是如何挣扎的,也可以了解他如何哆嗦着试图接近女人,(一位芬兰少女用他的名字为自己的宠物海龟取名,奈保尔并无任何不快,他温顺地举起双手问,“我可以做点什么?”)更可看到他对家庭的爱。
       拉什迪在1987年评论奈保尔的小说《到达者之谜》时便注意到:在奈保尔的那本书中找不到一个“爱”字。不过,这个与兄弟姐妹谈论婚姻和教育的奈保尔却是温馨、深情和有爱心的。对他所爱的父亲西普塞德(1961年的作品《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原型),他充满感情。在牛津的最后时期,西普塞德去世,奈保尔悲痛欲绝。他给家里打电报说,“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
       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这本书充满了这样一些时刻。也许这些信件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奈保尔牛津生活的困厄。文化上的孤立、生活的贫困、打工的疲惫和孤独——每个青年都会带着这样一个阴沉的倾向离开——《大河湾》中的叙述者沙利姆说,“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人是虚无的,是让自己变得虚无的,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
       四、为什么朋友在朋友背后捅刀子——奈保尔与友情、爱情
       1966年,保罗·塞罗克斯初遇奈保尔。塞罗克斯当时二十四岁,在乌干达首府坎帕拉的一所学院教英国文学,正暗地里希望成为一名小说家。此时奈保尔三十四岁,已是一位著名作家,来此访学。他们在系里的一次鸡尾酒会中相识。奈保尔抱怨坎帕拉太脏了。这时,塞罗克斯引用了奈保尔小说中一句话,戏谑地回道“它只是看起来脏”。奈保尔开心极了,友情从此开始了。奈保尔指导塞罗克斯写作,把他领进了伦敦的文学圈,把自己的出版人介绍给他,在晚会中称赞他是前途无量的文学新星。这段友情持续了三十年,在1996年走到了尽头。
       前几年,塞罗克斯出版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回忆录《维迪亚爵士的阴影:横穿五个大陆的友情》,抖出了有关奈保尔的许多猛料,出现在塞罗克斯书中的奈保尔是个难以理喻的怪胎。
       根据塞罗克斯的描述,奈保尔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厌世者。奈保尔曾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沮丧在于它充塞着愚蠢和平庸的人,而且它只有助于愚蠢和平庸。”他管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荷兰人叫“土豆食客”。他还称阿拉伯人为Woggy(阿拉伯人鄙称)先生,在非洲旅行时,他认为非洲人只是一些“弓箭手”。他拒绝承认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及简·奥斯丁的作品有任何文学价值。他迹近心理变态地小气。他是个冷血动物。被邀在坎帕拉的一所大学做散文比赛的评委时,他宣布参赛作品中没有一件有资格拿一等奖和二等奖,并坚持只能设一个三等奖。(“你们正试图让非洲人得到他们不配有的身份”,他这样告诉那个他所侮辱的英语系。)他十分肯定,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只是假装得了神经病以便引起关注。他还相信印度女人的长发“怂恿强奸”。除了奈保尔的偏执狂、势利、厌恶女人、种族主义倾向,塞罗克斯还攻击奈保尔粗暴对待自己的“秘书和书务旅行中的随从”,甚至奈保尔的脸部也成了“臭哄哄的嘴巴”和“猛禽的尖喙”。
       不过,心平气和的评论家从奈保尔作品中的语境分析,当他以轻蔑的口气谈到“平民”(common people有平庸、粗俗之意)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选择方式——而不是阶级差别。同样,他坚持称非洲人为“弓箭手”——虽然的确无礼——却是一种有意识的激励,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这是他曾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殖民地男孩的经历所教给他的。至于说到他那两本关于伊斯兰国家的书,他也曾说过他只是叙述,“阻止自己对不理解的事物作出判断。”而在我看来,正是他所具有的冷血动物眼光,才造就了其作品远离矫情并触及事物的本质。
       奈保尔对塞罗克斯冷谈始于奈保尔的第二次婚姻(与娜迪拉)。一般认为,塞罗克斯与奈保尔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前者感到了某种失恋的滋味(他曾把自己与奈保尔情妇玛格丽特的相遇比做“会见一位情敌”),他曾找来娜迪拉在巴基斯坦一家报纸开的专栏,以受伤者的口吻将之评价为“粗俗、语法不通”。娜迪拉传真给塞罗克斯的一封谴责信,使他认为既然她拼写都有错误,书法如此糟糕,很难理解笃信笔迹学的奈保尔怎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这本书更像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愤恨。不过,关于奈保尔是个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作家是文学界公认的,塞罗克斯的书并未夸大其辞。
       奈保尔的第一任夫人帕特与他在牛津大学时相识,1955年结婚,死于1996年。结婚时他非常贫穷,但帕特毫无怨言,反而受到粗暴对待。奈保尔后来承认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嫖妓,并长期与一名阿根廷裔情妇厮混。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总之,就像奈保尔在谈到法国作家斯汤达时曾说过的,“在那位有缺陷的作家斯汤达身上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奈保尔同样是“有缺陷的”。他不是一个圣人——作家这样一个职业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何况谁也无法成为一个圣人——但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坦率的人,更是有趣的人。而只有了解了奈保尔是怎样一个人,才有助于全面理解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