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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大姐贡希尔德多年来一直在照顾母亲。只要她允许，我也尽力帮忙。
       我的同母异父弟弟洛塔尔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牺牲品。他失去了在一家木材公司当程序员的工作，本来在那儿干得好好的。后来他没能再找到其他工作，成了长期失业者，很多人和他命运相同。他哥哥的知名度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想通过我的职位得到些好处，这我能理解。后来他落到一群没有良知、自称是文化中介的人手里，在他们的唆使下提笔写我，这就有问题了。我不得不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我的妹妹梅德罗泽先是在莱姆哥的一家鞋店当售货员，我也曾在那儿的奥古斯特·勃兰特综合商店当过学徒。后来她又继续进修深造，如今仍然从商。她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让他们都上了大学。
       另一个妹妹伊尔莎学的是社会教育学。她有时参加些政治活动，是单身母亲协会的成员，也是我领导的政府所推行的税收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她成功地说服了除了社民党从没选过别的党派的母亲，在一次地方选举中投了绿党的票。我们家的人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不低，有时也不太好相处，包括我在内。
       我很想再多写一点有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在贝克斯滕一起度过的日子，但我讲不出什么丰富多彩、紧张冒险的事情，就连相互间的恶作剧也没有。当然我们没有忘记相互负有的责任，这里主要是大姐和我对其他三个弟弟妹妹负有的责任，但年龄差距也使我们没有可能一起胡闹，生活境遇很早就教会我们要考虑和照顾别人。
       家里只有两个小房间和一间厨房，没有一堵墙是隔音的，所以毫不奇怪，早晨我们一有机会就溜出屋子，把这种狭隘感和兄弟姐妹一道拋在身后。
       在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中，我一再问自己，我那惊人的升迁在家庭出身方面可以找到哪些原因和背景呢?虽然我很自信，一种建立在实际成绩之上的自信，但我仍然始终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感到惊喜。
       我反复这样想着，又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回忆战后最初的岁月时，我发现那些磨难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而主要是母亲经受的。我们以奇怪的方式没有遭遇苦难的折磨。时事艰辛，但我们，出自两次婚姻的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
       最主要的是母亲拥有难以置信的力量，她是个私生女，很早就开始干活儿，给人帮佣。对她来说，连写在纸上的受保护权或八小时工作制都不存在。与父亲的爱情也是她改变生活境遇的机会。她非常爱他。他在战争中阵亡时，我刚满半岁。
       几十年后，姐姐贡希尔德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父亲的墓。一等兵弗里茨，施罗德于1944年10月4日被葬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地方。在核实的过程中，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当然想去墓地看看，于是商定在对罗马尼亚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于2001年9月18日那天前往。结果没去成。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打乱了所有计划。直到2004年，他阵亡60年后，我才来到他的墓前。对他，我知道得很少：母亲只在某些谈话中说起过他。但是，当我站在他最后安息地的那一刻，还是以某种难以言传的方式感觉到与他的亲近。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士兵墓，父亲和他的十个战友被一起葬在那里。因此，我没有采纳罗马尼亚政府把他移葬到德国的建议。
       在很多方面我都很崇敬母亲。她不约束我们，让我们自然成长。教育孩子是要花时间的，而她没有时间，她另外干着一份清洁工的活挣钱，但没有向社会保障局申报这份收入。后来我倣司法实习生的时候，为她在德特莫尔德社会法院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和解告终，我替她承担了应退赔的款项。虽然童年的无拘无束使我具有不守纪律的倾向，但我从没挨过打。这不是什么教育理论指导的结果，而是母亲性格的反映。她毫无偏向地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有爱。这话听起来似乎过于动人，但却是事实。在母亲少有的绝望时刻，我曾试着这样安慰她：有朝一日我会用奔驰车来接她。至少这个承诺我是兑现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些记忆是我的自我认识的源泉。它们是零散的碎片，可以拼贴出我的“自画像”。它与某些文字作家或广播电视记者所描述的相去甚远。在公众看到的对“媒体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这个政治家的描述中，连我本人也并不总能看出自己的动力和动机。而我一生都在努力，不断地超越自己。
       回想起来，我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命中注定能做到的。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不足，也不是都能弥补的。我这样安慰自己：你不是也遇见过不少大资产阶级出身而行为举止却让人无法忍受、且本人不认为是什么不足的人吗?那可真是脸皮厚。除了某些特殊场合，我希望自己能避免这种为人方式。因此，律师的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还有一点对我也是很有影响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曾为我指明道路。一切都不得不经过尝试，走弯路也在所难免。农村人有他自己的法则，什么好什么不好，常常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我的老师和其他教育我的人都常这么做。如今再来看那些地方，我当然知道，那里其实是保守的传统观念深植人心的地方。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壁垒森严，这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来自底层的，哪怕在再细小的事情上也让我时刻感觉到这一点。上坚信礼课时，我们的牧师只负责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其余的就让助理牧师去管。我感觉到这里面隐藏着的歧视，知道分配给我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为此，我恨那个牧师。但他只是那个比帝制和纳粹更长久且影响仍在持续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此类经历是我反对这个制度的根源。
       在我认识到该如何摆脱似乎给我安排好的狭小、有时甚至是压抑的生活环境之前，我寻找了很久，不是有目标的寻找，而是试探性的，瞻前顾后的。开始对政治感兴趣时，我已经生活在哥廷根了。1962年到1964年，我在哥廷根的一家五金商行当推销员。赫尔穆特，施密特令当时的我着迷，尤其是他的口才。但我先得摸清情况，对那时活跃着的各个政党做些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想在政治中寻找的东西社民党内最多。这个党不甘于社会的阶级现状。也许正是在社民党那里，我才真正明白了当年上坚信礼课程时感觉到的东西：只有受教育才是获得认可的唯一出路。于是我加入了社民党。
       我终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可以上大学了。这是怎样的感觉!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一切似乎都有了可能。我欣喜若狂。在哥廷根上大学!对我来说，大学是通向无边无尽可能性的大门，现在我有了入场的门票。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学法律和当律师的梦想一下子都变得触手可及。这是我年轻时就做过的梦。当时电视里播放了一个美国的连续剧，主要人物是
       一个名叫帕瑞·马松的律师。他总是风度翩翩地巧妙解决那些扑朔迷离的案子。我想成为帕瑞那样的人。
       法学始终令我着迷，至今不变。与其说把它看做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门手艺。这种观点大概也是导致我在上大学期间最多只当个工作半天的助理的原因，那时我已是哥廷根社民党青年团的积极分子了。学业结束前，在克里斯蒂安·施塔克教授手下工作。施塔克教授是个保守但十分友善的人，他建议我试试从政而不是先去治学，他肯定感觉到了我真正的兴趣不在那儿。后来我当州长时，向他颁发了任命他为下萨克森州宪法法院成员的证书。
       1978年我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在这个位置上干到1980年年初。1976年至1990年我在汉诺威当律师，在这期间接手过几个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案件。
       1978年我负责为狱中的霍斯特·马勒提供司法帮助。我感觉那时他已经与红军旅分道扬镐了。当时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争取保外休假，然后是争取在服刑超过三分之二后减刑释放。作为对刑法感兴趣的年轻律师，这个案子对我无疑是个挑战。由于我时任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这个案子的曝光率就比较高，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明镜》周刊的大牌记者约尔根·莱纳曼报道了这事，因此以勃兰特为首的社民党主席团也讨论了这事和年轻律师的问题。主席团里有人想对我施压，要我放弃这个案子。最后勃兰特说了话，以他那无法效仿的特有方式表明，只要我按法律规定和律师职业规则行事，接这个案子无可指摘，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几乎同时，我也接受了两位同性恋牧师的诉讼委托。他俩公开生活在一起，因而被汉诺威州教会解除了职务。因媒体详细报道过此事，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写到它而不违反我的职业道德。像柏林市长这样的政治家公开表明自己性取向的事情在当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根深蒂固。我承认，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偏见。一开始，我也得克服心理障碍，见面时强令自己把他们当做常人一样对待。通过两场最后都是州教会获胜的官司以及与当事人的谈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今我为之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执政期间能够促成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是既公正又完全合理的。很多人，尤其是不享有社会知名度的人，可以由此走出孤立甚至绝望的困境。
       1986年我首次尝试竞选下萨克森州州长。竞选前的几周内，我驾驶着那辆破旧的大众牌汽车在州内各地奔波。我想作为候选人与时任州长的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一争高低，于是像个客串演员似地造访社民党各个地方组织，由此也真正认识了这个政党。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在后屋，在吧台旁，通过谈话和争论我不断地学到新东西，也清楚地认识到，党的生存靠的就是党员们的希望、诉求和信任。不少党员都还记得担任青年团联邦主席时的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获胜机会的增加，前面提到的我们早年进行的争论，对很多党员来说是他们背负的一座沉重的十字架。
       在很多地方支部我都遭遇到不信任。有的人觉得我在党内地位上升得太快。1980年我当选为联邦议员，1983年，在谁来挑战阿尔布雷希特的争论爆发前一年，我接替无意连任的彼得·冯·厄尔岑成为社民党汉诺威区主席，这样我就成了下萨克森州社民党最大一个区的新任主席。这足以构成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波恩社民党联邦理事会提名安克·富克斯为州长候选人的建议，这位候选人后来担任了党的总干事。
       之后我所面对的党内竞争者是安克，富克斯，她极富斗争精神但始终行事公正。她来自工会系统，很快成为知名的社会政治家。
       那是1983年，社民党下萨克森州议会党团主席卡尔，拉文斯已两次竞选州长败北，他声明将退出州政治舞台。于是我就在一次报纸采访中并未多加考虑地提议自己为拉文斯的继任。
       消息一出就炸开了锅。马上就有人想说服汉斯·阿佩尔，施密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出来竞选。听到我坚持己见，他不久就放弃了，剩下来的还有安克和我，到底谁上，由下萨克森州社民党在一次党代会上决定，因此我才到各个地方组织宣传游说。
       就是那时候起我接触到东弗里斯兰地区的社民党党员，从那以后一直对他们深怀好感。那是些何等脚踏实地、开明又特别的人啊!我试着说服这些生活在利尔和埃姆登、威悉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人来支持我，当时的区主席，后来当了州主席的约克，布伦斯，答应支持我。最后我在威悉一埃姆斯区能够领先是因为蒂森北海厂企业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格尔福斯站在我一边。我永远也忘不了与他和他的企业委员会见面时的情景。安克和我先后受邀去那儿演讲，介绍我们对州政府工作的打算。我讲完后简单讨论了一会儿，瓦尔特便操着低地德语说：“各位同事，这儿站着的是施罗德，你们先听了安克说的，现在也听了施罗德说的，我告诉你们我的意见，下萨克森不需要穿裙子的当头儿。”埃姆登的会变成了支持我的活动，后来的选举也同样。瓦尔特现已去世多年，安克想必也原谅他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
       接着在居姆泽举行了竞选开场活动，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第一次聚到一起以对我表示支持。对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是，一定要给文化、艺术以足够的空间并使其不断扩大，使它们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发展，这个认识就是那天活动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一次，我这个来自东威斯特法伦塔勒的无产者的儿子开始知道，还有怎样神秘而动人的世界在等待我去发现。
       尤其让我觉得荣耀的是维利·勃兰特的到来。三年前我到波恩找过他，主要是谈候选人的事，很多人请他出面说服我放弃参选。他问我：“你还坚持吗?”我的回答：“是的，我要这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微笑，他对我说“你知道，作为党的主席我不能支持你”这话时，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与好感。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必须按照党理事会的提议支持安克参选。但我说：“如果可能，不要倾力支持。”他没有说什么。候选人确定之后的竞选期间，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我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我都曾与勃兰特相遇。最早见到他时我还是青年党员，我从没想过能从近处看到备受崇敬的党主席，更不用说结识他了。第一次见他是1969年，当时我是他在哥廷根的竞选助手，他是外交部部长。
       在为数不多但对我很重要的几次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他几乎难以接近，甚至蔑视对方，但他又能带着幽默去倾听和理解。最使我着迷的是他对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感觉和把握。他的名言“中间往左就是多数”便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统一前夕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插曲：1989年10月，我以下萨克森州在野党领袖的身份陪同勃兰特去莫斯科，参加他和
       埃贡·巴尔、汉斯·科施尼克一起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飞行中他给我看一封信，是当时东德社民党的创建者之一——我记得是伊普拉希姆·伯梅——写来的。伯梅写道，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其中包括马库斯，梅克尔，在民主德国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请勃兰特帮忙，让社会党国际吸收他们。他先是开心地笑着说这么个小党竟有这么高的要求，接着变得非常严肃：“得注意观察他们，我们队伍里的一切都始于微小。”
       回想自己对勃兰特的感受，也许把当时由维利·勃兰特、赫伯特·魏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放在一起描述更为贴切：勃兰特是受爱戴的，魏纳是受尊重的，施密特是受钦佩的。我想，这是一个最简洁确切的表述，是社民党对这三位重要人物的不同作用所作的各有区别但从未动摇过的评价。
       进入总理府的道路是漫长的，1986年显然不是它的开端。尽管社民党在下萨克森州获得的选票增加了不少，但仍没能赢得选举。过了好久，我才打消了“这是一次失败”的想法。是当时的党主席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我邀请到波恩，说服我可以换一个角度，不要用“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选举结果。我非常感谢与他的这一次谈话。
       当下萨克森州州长的希望破灭了，我当然很失望。我们的得票率虽然增加了5.6％，但选民的表决最后还是支持以阿尔布雷希特为首的政府。
       我开始把1986年的竞选看做有望成功的第一次尝试。说老实话，我承认当时我还不具备领导一个州的水平，经过四年在野党生涯的艰苦磨练，我有勇气在1990年第二次起跑，这一次，我成功了。
       1986年联邦大选期间发生的一个事件影响到了选举结果。那一年的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最严重的事故，这一事故在欧洲引起了恐慌。含放射性物质的雨水降落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并波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也测到严重超标的数据，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加深了对那项只有完人才能掌握的技术的怀疑。儿童游戏场被关闭，沙坑被清空，含放射物的夏雨毁掉了户外活动的兴致。
       科尔总理凭直觉知道，必须立即有所行动，为那些习惯于他家长式政治的选民消除恐惧，于是他任命了第一个环保部长，兼管核安全，任职的是后来的黑森州州长瓦尔特·瓦尔曼。估计科尔本人并不熟悉能源政策问题，他曾把核能视为电力生产的天然组成部分，现在则从一个完全的赞同者变成了一个有保留的支持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科尔任命一个环保部长这一招，足以消除选民们刚产生的不安，也再一次保住了阿尔布雷希特的官位。但长远来看，切尔诺贝利事件为一个新的政策成为现实的选择打下了基础，首先帮助年轻的绿党从黑森州和柏林红绿联合州政府学步的失败中成长起来。两个都败在自己不能合理解决纠纷、为继续合作达成妥协上。另外一个原因是，社民党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绿党不像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和惩罚管教它。起初它是一个运动(一种思潮)，其存在的合理性来自被忽视的生态问题，经过激烈的阵痛之后发展成为一个政党，其成员当初同情过六八年运动，它的主张后来越来越被开明的中产阶层所接受。这个阶层不满意自民党现今推行的市场自由主义，绿党成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假如绿党一心只想参政而与基民盟联手，那将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那样一来它就失去了自己的魅力。
       1986年我被说服在下萨克森不搞红绿联合。当时的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北威州州长约翰内斯，劳希望社民党在联邦单独执政，认为在州政府里再与绿党联合会有所不利。媒体在评论中对这样的布局也是一片否定声。原本一直就很保守的那些下萨克森报刊就更不用说了。我让了步，内心却并不服气。我说绿党还不具备执政能力，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和我的朋友。实际上我已感觉到，假如联合，双方，无论是社民党还是绿党，当时都还承受不了。
       结果是，我没能胜利，基民盟和自民党表明了联合执政的意愿。在参选比例只有36％的情况下，想在下萨克森取得绝对多数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在联邦大选中亦是如此，1986年劳在联邦的竞选同样未果。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没有明确的联合意向就无法赢得选举。
       1989年铁幕落下时，我作为在野党成员已经在下萨克森干了三年。望着铁幕后的世界，感觉竟是那么沉闷僵化。在我这一代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认真想到过，统一能这么和平、不放一枪一炮地实现。即使到了它真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也是怀疑多于肯定。
       东部有东部的错误，西部有西部的毛病，加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两德之间一道新的墙。我不能说，社民党对待统一比别人表现得更明智、更清楚，对未来更有把握。不是的，它和其他政党一样，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统一最终只会是负担，另一派有强烈的爱国心或民族感。全德政治阵营中没有一个能站到时代的高度。科尔信口开河地侈谈“繁荣的风景”，他的财政部长以为靠口袋里的小钱(现有预算)就能应付了。持续了很久，西德无边的优越感才消失殆尽。西部扮演了富亲戚的角色，没有他的资助那些穷哥们想修复破落的老城似乎还得长久地等待。当然，复兴共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相互接近的过程，毕竟有45年的疏远需要克服。
       2002年我在第一个任期届满时，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过于高估了内心统一的速度。当时联邦和各州要谈判援助东部二期协议，这意味着在一期协议结束之后继续向新的各州提供15年的建设援助，总额为1565亿欧元。南德的几个州毫不隐讳地试图逃脱责任，谈判相当艰难，但最后还是成功地把所有的州都留在了船上，并满意地看到联邦宪法法院驳回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亚几个州反对东西部医疗保险援助平衡的请求。
       统一还带来了另一个挑战：两个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反对国家政治机构的表现不同，民主德国声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国家，而莱茵共和国里则是时刻提防共产主义。西部的反对派自定义为左派，东部在民德时期包藏于内、未经处理的新纳粹呼声在统一以后突然演变成了日益猖獗的叫嚣。新纳粹人数的增多也与经济结构的崩溃和东欧市场的丧失有关。年轻的新成员对西部已被摧毁的残渣余孽感兴趣，德国国家民主党一下子不再是个空架子，连转向右翼的原红军旅积极分子霍斯特·马勒也在那儿找到了归宿。来自西部的右翼领头人在东部遇到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愿意追随排外反犹的任何口号。分裂对我们来说已是严重的考验，现在我们又面临统一后互相融合的任务。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能够应对来自右翼的挑战。
       1989年只有统一的欢呼声，人们对上述一切毫无察觉。但不久就能看清的一点是，拥有8000万人口的统一的德国不可能继续是外交上的矮子。德国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我们不太习惯的局面，国人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个人与文化的渊源不是与生俱来的，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了解均来自后天学习。小时候既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也不知道音乐家的名字，当时听的是收音机里《卡布里渔夫》之类的流行歌曲，听后恨不得跟随他去海上航行。家里没有画挂在墙上，哲学从不是话题。我与文化的亲近得归功于朋友们的引导。后来在总理府举行的文化之夜不是必做的功课，而是由衷的兴趣。创造艺术的人向我展示了一个我未知的世界，与他们的交往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终于下决心在联邦设立一个负责文化的国务部长，虽遭州政治家们反对，但对全国的文化政策至关重要。所有在我当总理期间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干得很好，但是如果我说这个职务是为米夏埃尔·瑙曼量身定做的，我想大家都会谅解的。
       从贝克斯滕，经过塔勒、哥廷根到汉诺威的道路是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它造就了我，也确定了我对人的认识。在这条路上，我学会了不盲从，学会了跟随被某些人称为“内心的声音”、被另一些人叫做“直觉”的东西。
       回想自己的身世和母亲，这个被我们称为“狮子”的女人，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对我始终至关重要的一条：永不忘记这个源头。清贫的童年以及对它的清醒认识是我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