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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阅读中有个体会,要想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真相,与其借助于历史教科书,不如借助于历史当事人的各种回忆录。私人化的叙述,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历史的现场,帮助我们挣脱教条的成见,触摸历史的精髓。这正是私人回忆录的魅力所在。二十多年来,回忆录已经成为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品种。一些政治名人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出版后掀一起过一波又一波阅读的热潮,一些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回忆录甚至成为出版社的摇钱树。明星有出书的权利,我也理解一般读者追星的心理,但在图书的商业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之间,我更看重于后者。以自己的眼光衡量,我觉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百年人生丛书》,是近年来最有分量的一套回忆录。虽然每一本的篇幅都不算大,多在十余万字。但书籍分量的大小,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品位,在于内容的坚实厚重。这套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七种,即韦君宜的《思痛录》、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景》、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何济翔的《沪上法治梦》和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作者有作家、画家、学者、教授,也有法官和政治活动家,年长者已经过九旬,少者也过七十五,总的来说,都是饱经沧桑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有别于政治领袖和军事家的回忆录。西方领导人告别政坛之后,一般都要写回忆录。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那一代基本上没有写,至多向外国作家记者口述过个人的经历。最近二十年,老干部出回忆录多了起来。一些部门有组织地出版了一批军事将领和高级干部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中不少是组织写作班子撰写,而非本人亲自执笔,所以个性突出的不多。广东学者单士联通过解读一些老干部的回忆读出了弦外之音,那是一种独特的功夫。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还是读作者本人执笔的回忆录更为亲切。这七种书,基本上是由本人执笔完成的,只有少量篇幅是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采取自己口述、亲友帮助整理、本人再作修订而成。由别人执笔的口述史固然也值得提倡,但我手写我心更加宝贵。
       这套回忆录的优点,我觉得大致有这样几方面:
       其一是有性情。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一些人在客厅里或许可以口吐真言,但一下笔,就不免进入大话空话的套路。能把内心的真实想法率性写出,不遮遮掩掩,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套书里的几种,写作时有特殊的原因。杨宪益先生的回忆录最初是应外国出版社邀请而写;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是在美国成文;韦君宜先生的回忆录原来不准备在生前出版。我想,这都是摆脱思想束缚的动力。老一代人,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运动固然是最高层发动的,但总要通过具体执行者才伤害到个人。运动中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表现,有人雪中送炭,有人大事化小,有人趁风扬土,有人落井下石。不涉及具体人的表现,很难照出严酷岁月中的人性光谱。我读过一些回忆录,到了关键处,便缩手缩脚,遮遮掩掩,为尊者隐,为贤者讳,不禁大失所望。固然,出版的难处和人际关系的顾虑可以理解,但毕竟事在人为。尤其是作者,下笔时如顾忌过多,笔下就没有了文气。人到晚年,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样倾吐出来的文字,才见真性情。
       其二是有见识。好的回忆录不是流水帐。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总有重要次要之分。有历史感的作者,写回忆录时便会突出那些最有意味的经历,以小见大。比如,《思痛录》专写一生经历的政治运动,《沪上法治梦》突出了法学家杨兆龙的命运,《毕竟是书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参加写作组前后的遭遇。回忆录可以写讲过五关斩六将,也可以写走麦城。我读这几本回忆录,印象最深的不是他们对顺境的回味,而是对逆境的追忆,最难得的是对自己的反思。人都喜欢听好话,赞扬的话,爱吹不爱批本来是普遍的人性弱点。人到了晚年,想通过掩饰失误美化自己,也不奇怪。但少数境界比较高的老人,为了给历史留下证词,给后世留下教训,坦言自己走过的弯路,进入深刻反思自我的境界,就更令人尊敬。有人说,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其实,能够在晚年反思自己的,只是很少的大智大勇者。蔡仲德先生把冯友兰的一生总结为早年实现自我,中年丧失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都有相似的人生轨迹。而晚年回归自我的方式之一,就在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反思以往的盲从和失误。韦君宜原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老资格的出版家和有成就的作家,但这本回忆录体现的那种强烈的反思精神,使她成为“一二九”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
       其三是重细节。历史上官修的史书,都是服从于统治的需要而修撰的,对统治不利的细节,就被淹没在大而空的结论之中。私人回忆录里保存的细节,往往对官修史书具有颠覆意义。当代人的回忆录价值的高低,也在于提供了多少不同于正史的细节。比如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谈到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破裂后,张澜希望毛泽东主席做中国的铁托,马寅初要去解放区,张澜托马向中共中央提出:用人唯贤而不要用人唯党,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党上面还必须加一个“中”字,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些细节,对于后人理解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时的副主席,十分重要。现在有的人写回忆录,一遇到自己经历中与正史有差异的细节,就采取回避的态度,那样的回忆录便索然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