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十年磨一剑”的专业著述不同,随笔集之出版,更是“看似寻常成却艰”——借助某种机缘或道具,串起一大片原先四处飞溅的笔墨,使其显得“煞有介事”,需要颇为高超的技巧。愚钝如我辈,因而常有捉襟见肘的感觉。照实说了,此乃近年所撰短文的结集,说不上有什么完整的构思——原先没有,现在更不敢妄自追加。
没有完整的构思,不等于没有一以贯之的关注。编学术集刊,我强调“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写学术随笔,则希望是“有专业背景的挥洒才情”。谈章太炎,谈胡适之,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职业相”一望便知,并非理想之举;我更倾心于那种不露痕迹的表现。似乎是谁都能说的家常话,其中却蕴涵着专家的眼光;将多年的苦心经营,化做一挥而就的潇洒;与专业著述相反,凸显文笔和精神,学问则退居二线;与读者平起平坐,拒绝故作高深,避免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如此“从容”但不“轻松”的写作,在我,只是“心向往之”。集中自认庶几近之的,仅有《不该消逝的校园风景》、《“<读书>时代”的精灵》、《无法回避的“1968”》等寥寥数则。
全书“品相”如何,作者的吹嘘,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我愿意谈的,一是古老的“茱萸”,一是时尚的“网络”。
选择原先不知为何物的“茱萸”作为书名,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植物学知识;除了书中前两辑的怀旧思亲诸作与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境接近,更因集中“茱萸”一文的产生,背后有段故事。先参加“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之后,方才应邀为《人民日报》的“我读古诗文”专栏撰稿(顺便说一句,编者原先设计的专栏名称乃高屋建瓴的“如何阅读古诗文”,后从善如流,改为私人叙事性质的“我读古诗文”。如此转向,我以为可取)。故必须将座谈会上的发言,与这则《不知茱萸为何物》链接,方能明了作者压在纸背的意愿。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读千古诗文,做华夏赤子”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主持者计划用十年时间吸引300万少年儿童参加此诵读工程,并直接影响到2000万成年人。有感于工程启动一年多,进展极为顺利,社会各界普遍持欢迎态度,主持者于1999年4月3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做了发言。《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两大媒体分别做了报道,都引用大段我的发言,可二者互相交叉,让我大开眼界。两报记者素质都很好,记录及表达均相当准确,只是着眼点不同,故所闻所见自然有异。
读多了明显是由主办单位提供的“通稿”,忽然间发现了此类真正的“新闻”,大为感慨。近年读书,对晚清以降颇为时尚的“从演讲到文章”很感兴趣,希望借此探寻白话文产生及发展的另一途径。口头与书面的差异,有目共睹;可更重要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却不见得会被认真对待。其实,记录整理者的工作,远不只是接受和转换,更包括过滤、筛选、重组乃至创造。看看自己的即席发言,竟有如此精彩的不同版本,焉能不深思?
有一点必须说明,两报报道的规模和方式不太一样,也是制约其策略选择的原因。199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让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海内外学者畅谈“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分六小节介绍二十位学者的发言,我主要占据“先背诵,后理解”节;而刊于1999年4月17日《文汇报》上的《古诗诵读宜重诗教》,篇幅只有四分之一版,但有两句醒目的提要:“‘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引动古诗文选本出版浪潮”;“北大学者陈平原提醒:编辑选本应尊重少儿教育规律”。前者与会议主办人密切合作,以正面宣传为主,故必须涵盖全局;后者侧面观察,自我命题,志在补阙拾遗,必要时还可矫枉救弊。应该说,二者的选择都是明智的。
至于我发言的主体部分,即详细分析十二册《中华古诗文读本》编纂时的利弊得失,因稍显专业特长,自认为是用心处,现场反应也很好,却被干脆利落地删除。这正是新闻报道不同于学术论文的地方——只要结论,无须论证。单看报道,你会觉得我说话的口气很武断。反过来想想,时下评论文章之喜欢“棒喝”,而不擅长、也不屑于条分缕析,或许正是受传媒报道方式的影响?
以下两段我的“发言”,前者录自《人民日报》,后者见于《文汇报》。
古诗文选本要充分考虑幼儿心理和启蒙教育的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注重性情和审美趣味。选本与教科书的区别在于:教科书希望用这一代人的知识把事情讲清楚,表面上看是帮助孩子,实际上是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而选本是让你自己读、自己体会,不懂的以后再说。我欣赏“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的“直面经典”的原则,防止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局限而导致的先天缺陷。
所谓“诵读”,其实也不仅是记忆,而且有理解,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一句“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换几口气、变几个调,念得惊心动魄。近年文怀沙、叶嘉莹、陈贻焮等人为公众诵读古诗文,腔调不一,各具特色。当然,考虑到大面积推广的需要,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从前那样“诵”,我想大概只能采用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办法。但从前的“诵”毕竟是值得怀念的。
陈平原认为,像《
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这样的著名诗歌选本,已有几百年历史,现在有编选更有时代性选本的必要,但它们的一些编选思路值得借鉴,特别是涉及到蒙学的问题,怎么尊重少儿教育规律,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针对北大的新选本,他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编选时最好以文体为标准,而不要以文学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作品的朝代顺序来编目是学者的思路,而以文体为根据才更符合儿童记忆、诵读的特点。第二,应重“诗教”,而不是强调“文以载道”。他说,从朗朗上口、便于诵读的角度来说,诗歌优于文章,而且,儿童背诵古诗文,最重要的意义是陶冶性情,应以境界、神气的养成为第一,而不是以培养情操和立场为第一;诗歌的最大优点就是含义的丰富和不明确,对“道”的解释有多样性的蕴藏。这样对陶冶性情最为有利。陈平原说,片面强调文以载道,一方面会在选目时选一些过分注重讲道理的篇章,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过分重视对诗文作解释的现象,一定要讲出一个道道来,这容易导致对“道”的单一解释。含义太明确既损伤诗文的丰富性,又容易过时。他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做小学教员经历的人,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点,就是那时让孩子们背的一些文章,以后变得毫无用处。这是做选本的人应该注意的。
陈平原提出的两点意见,得到了与会专家及主办单位的首肯,特别是对“诗教说”的推崇,对“文以载道”的警惕。与会者普遍提到,由于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一些弊病,古诗文诵读工程要是弄不好,就会和这些弊病一起相互推波助澜,既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又辜负了发起人的一片苦心良意。他们谈到,古诗文诵读工程是一件有价值的、能对社会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事,应该有学者对此作出严肃的发言。
即席发言与撰写文章,一是只有结论未见论证的“大话”,一是感情色彩很浓的私人叙事,二者互相映照,起码可以让读者明白,学者们书斋里的思考,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要说闭门读书的学者,不可能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最恰当的例子,还属第四辑“尴尬在线”中两篇谈论网络的文章。《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原是为韩国全南大学召开的“新千年:全球化格局中的人文学”国际研讨会而撰,没想到后来竟“大有用武之地”。“当代中国”并非我的专业领域,这些年来,利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机缘,逼着自己每年至少撰写一文,保持与当下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文章尚未完稿,因到重庆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应邀在重庆师范学院做一专题演讲,即以此为题。后又曾在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处演讲过——临场固然多有发挥,但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文章初稿出来后,先是《南方周末》以《数码时代的写作与阅读》为题做了摘登(2000年7月7日);全文刊于《学术界》2000年5期,《文摘报》同年10月8日摘要转载时,题为《面对数码时代挑战,人文学者喜忧参半》。《南方周末》和《文摘报》都是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而摘选时又都偏于“喜忧参半”的“忧”,以至有坚决捍卫网络者表示,愿无偿为我“启蒙”。其实,我更看重发行量很小的《学术界》版本,因其包含着我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对话。
每次就此题发表演讲,总会招来不少精彩的质疑,但一句“由于时间限制,演讲到此结束”,总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只有在北大那次,因彼此知根知底,双方都放得开,对话的效果最好。事后,请几位学生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一并送《学术界》刊出。这些受过人文专业训练,且对网络大感兴趣的年轻一代,与我的观点形成某种对峙或补充。这次编《茱萸集》,征得他们的同意,将其收录,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我相信,读者会欣赏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五位现正在读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只有一位本科念的是中文,其他四位分别学工、学医、学美术、学德文。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的。
在辟除恶气的“茱萸”与虚拟人生的“网络”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值得一品的“感觉”与“精气神儿”,实在不敢妄自推荐,只好寄希望于有缘的读者。
《茱萸集》近期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