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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挺古怪的题目,有点让人不得要领。所以我考虑加一个副标题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副标题就是:谈生物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实际上是根据我所选择的视角,将这两个学科的一些思想成果结合起来,获得一点新意,透视一些问题。三年前我在做信任研究的时候,不知不觉碰到了国外学者谈到的一些生物学思想和方法,我一接触这些东西就很受感动,又专门读了三十多本这些生物学的书,使我当时正从事的信任研究搁浅了一两个月。现在我家里这方面的书有五十本以上,不低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这个领域中的藏书了,这种阅读导致我的思想比较芜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包括三节:第一节讲性与生命复制,第二节讲模仿与行为复制,第三节讲符号印刷与文化复制。
       首先谈第一节:性与生命复制。什么是生命复制?在对生命复制下定义之前,我们先来讲讲定义。由于定义对象本身的差别,对他们下定义的难易程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航天飞机”和“哲学”这两个事物,虽然航天飞机的结构非常复杂,但对“航天飞机”下定义要比对“哲学”容易得多。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工具和工具使用者的不同。尽管工具本身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但对它下定义并不困难,相反,对工具使用者下定义要难得多。因为我们对工具的功能和属性清清楚楚,但工具使用者是一个主体,通常是有生命的。第二,生命现象要比非生命现象下定义难。“哲学”为什么比“航天飞机”难下定义?因为哲学是某种高级生物产生的文化现象,它以生命为载体。关键难在生命,因此,我想,生命是世界上最难下的定义之一了。据我所知,学者们至少从五个方面为生命下了定义。这五个方面是:生化学,生理学,新陈代谢,遗传学和热力学。我不具体说这些定义的内容,但我要概括一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为生命下定义,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所共享的一个基本特征——复制。复制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命体自身某些部分的复制,属于新陈代谢。生命体内的细胞在某一瞬间或一定周期内要死去很多,还要新生许多细胞来取代它们。这些新生的细胞就是从原有的细胞里复制出来的。生命体要不停地为自身复制小的元件。第二,一个物种要是不想从这个世界上灭绝,就要不停的复制本物种的成员,也就是繁衍后代。
       人类这个物种在复制机制上选择了男女两性。好奇心驱使着人们去探索为什么是两性,而不是单性或三性呢?生物学家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思考。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两性繁殖是优胜劣汰的结果。生物学家有一句格言:生物学的现实要比想象更离奇。从逻辑上讲,世界上可能存在过雄性、雌性、中性三性繁殖。但现在已经被淘汰掉了,因为这样的繁殖方式太不经济了,而且也太费劲,太容易失败了。失败的比率甚至可以计算出来,比两性要差得太多了。两人间的求偶恋爱尚且不易,三个人就不仅仅是加倍的问题了!“三”的不存在是因为不经济,三性繁殖不是一个很好的生存战略。那么“一”呢?单性繁殖岂不是最经济?省去了麻烦的恋爱过程,还避免了同性之间的争斗。从过程来看,单性繁殖很经济,不需要找别人,自力更生。(笑)但是,单性繁殖对物种风险很大。打个简单的比方,最笨的老太太也知道要把鸡蛋分两个篮子装,而不是一个篮子。否则,一个篮子掉了,鸡蛋就全部完蛋了。两性的繁殖可以制造丰富的多样性。根据达尔文的学说,一方面遗传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不然物种就得不到延续,面目全非了;另一方面,物种也在不断的变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提高整个物种的应战灾变能力和生存能力。单一,不利于适应变迁的环境。
       为什么一和三都不行,因为一和三都不是有效的生存战略,而二是最有效的。有同学可能要问:两性繁殖能叫复制吗?儿子和父亲有点像,但有的并不是太像啊。这能叫复制吗?这可以叫复制。这是因为你是人类的成员,你对人类太熟悉了;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对黄皮肤的中国人太熟悉了,所以你能够一眼就看出来长得不是太像。但是如果一匹马生出另一匹马,你看上去不都是一样吗?(全场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天下没有一种复制是完全不走样的,岂止生命。比如说,每个民族远古的历史都是靠口述世代相传的,以此来保留对祖先的记忆,这是很珍贵的。但是谁能保证历史在被流传的过程中不走样呢?历史总会被一些有创意的人添油加料,久而久之,便故事化、戏剧化了。再比如说,据说雕塑用模子翻制不能超七个,否则必然走样;复印也不能以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复印件为蓝本,否则便会不清楚。走样是复制过程中必然的又最微妙的东西。
       再说另外一种复制现象——克隆,即人类发明的无性或曰单性复制。生物自然史上的进化没有走单性复制的道路,单性只是最简单的、最低等动物的特征。高等动物如哺乳动物没有单性复制的。在自然史中没有这样的例子,但这扇神秘的门就要被人类推开了。对于克隆的争论是非常大的,我个人认为人类若拿到了这把钥匙,产生后代的过程将丧失一些神秘和美,违背了人们习惯的预期。但我不相信反对派能阻挡住这一进程。我们阻挡过什么?!阻挡过氢弹和原子弹的爆炸吗?人类日新月异的好奇心决定了科学上不存在《圣经》中的禁果!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趋向于追求快乐,躲避痛苦。躲避生产子女的痛苦,也将为克隆的发展提供契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用克隆技术来繁衍后代显然没有用两性繁衍后代有利于制造多样性,因而人类将有单一化的趋势,至少人类的多样性将丧失一些。单一化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人类的进化史中没有产生单性繁殖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有这样一个格言:现实比故事更离奇。很可能以前有过单性繁殖的高级动物被淘汰出局了,我们人类是否会重蹈覆辙呢?
       复制无疑是生命进化的核心。有些病态的生命现象也与复制息息相关。比如说癌症,癌症绝对是复制的结果。与一些健康的生命相比,癌症是一种恶性的生命复制。生命的现象是精子和卵细胞结合成一种生殖细胞,经其不断分裂达百次后,从生殖细胞变成一般细胞。据说人体内的细胞种类不多,种类间的差别也不大,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部件——例如肝脏脾脏?是因为细胞排列组合的不同。虽然他们一个个很相似,但带着不同的信息,完成不同的组合,组成了不同的部件。而当它们发育比较成型的时候,它们就不再继续分裂了。或者每天只是进行低量的分裂,补充死去的细胞,仅此而已。这些细胞按照一个统一的信息蓝图运行着。但是有时出了毛病,细胞分裂到了该终止的时候还不中止,还在不停地、疯狂地复制。这些超额复制的细胞形成了一个团块,就是癌症。所以有生物学家为生命下定义:生命是处在某种程度上的前癌状态。而复制到一定程度就不可以再复制,否则就失去了控制,就疯狂地发育生长,就走向癌变。
       物种自身仰仗于复制,没有复制就没有下一代。物种的行为也要仰仗于复制,因为物种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要通过所遗传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食物和求偶等生存问题。在这之中,物种成员之间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它们必须保持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如果这种模式紊乱了,这些物种就要面临一场生存灾难。先说行为,动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先天决定。换句话说,动物行为的可能性不大,必然性极大。一个小狮子还没有出生时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它的习性,它觅食的手段,它的能力极限,等等。因为这些已被遗传基因所决定了,但它离开了后天的学习也是不行的。而后天的一些行为是靠模仿得来的。举一个例子,日本的人类学家发现在一个海岛上有一些猴子。这些猴子有模仿性:它们在海边看见人们用海水洗芋头,它们回去模仿,发现芋头与以前味道不太一样,因为海水带着盐分。而猴子们很需要盐分,它们就继续模仿。猴子之间也相互模仿,久而久之,所有的猴子都会用海水洗芋头了。学者们还有一些微观的发现。在一个隔绝的猴群里,有的小猴子把从人类那里模仿来的动作带到猴群里,其他的猴子不予模仿;而换了老猴子或雄强的猴子,其他的猴子很愿意模仿。这就导出了一条与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得出的同样的定理:模仿带有倾斜性,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模仿。但是由于动物没有符号交流的能力,这种模仿程度是有限的。动物行为和人比较起来先天决定的成分太大了。
       人和动物非常不一样,人的定义同生命一样难下。我只想介绍一个有启发性的定义,有人说: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而动物只有必然性。这当然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也就是说,人的很多行为不是完全依赖先天的,而是后天开发出来的。人类未来会有什么新的举动我们今天无法预计。决定人的行为的力量更主要是在后天,简单的说,就是靠文化。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世代的积累。一个人出生后,要学习整个人类经过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知识,是非常辛苦的。之所以没有放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父母的权威使他们就范。父母依仗的是人类的一种特性——一切其他动物都没有这种特性——幼态持续。一些大型哺乳类动物,如狮子、老虎、大象,出生后小到三年,大到五年,就基本上独立了,而人类的这段时间则相当长。通过比较几种高级哺乳类动物和低级哺乳动物,我们得出结论:高级动物比低级动物的生命周期长,比低级动物的头颅大,比低级动物的社会行为复杂,高级动物繁殖后代的数量比低级动物少,高级动物的孕期比低级动物的长,前者的幼子出生时的发育程度要比后者的幼子更高。人类作为最高级的哺乳类动物,完全符合前四条规律。但是却不符合后两条规律。人类的孕期要比一些哺乳类动物短,人类幼子出生时要比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幼子更不成熟。比如说,大象的孕期一般为二十二个月,出生后十一年基本发育成熟。而人类的孕期要短一半,出生后二十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人类出生六个月后的发育程度同猩猩刚出生时差不多。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独立性和判断力。这似乎是一个很不明智的生存战略,它将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幼子提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生物学家对此做出的生理解释是:人类头颅的不断扩大超过了子宫颈的扩张能力的进化——子宫颈容忍度的有限又是因为人类是直立两足行走的动物——这就导致了人类幼子的提前出生。
       幼态持续是头颅与子宫间妥协的产物,它导致了非常重大的后果。第一个是,孩子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以其不确定的头脑感知丰富的外部影像,可塑性非常强。其他的动物都是很成熟时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的幼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几乎是一张白纸,可塑性太大了!第二个后果是,幼子和它父母的差距——大小程度,强弱程度——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一持续就是二十年。孩子一直慑于高高在上的父母的权威,而狮子的幼子顶多容忍父母三年!但我们人类就不行!多少年你都惹不了他!比如说我,到三十岁时还有些畏惧我的父亲,就是一种习惯。直到我过了盛年期了,他已经衰老了,家庭权力才发生逆转!(全场笑)这样漫长的父子间的巨大差距,将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后果。
       以上两个后果造成了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必须在后天学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而这个过程不是靠父母的权威来完成的,是靠先天的特征,发育二十年,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用我们今天讲座里的话来说,这个过程就叫做“行为复制”:学习怎么做人,学习做人的行为规范,学习行为准则——从最基本的学起:饭来了不能下手就抓,要使用某种器具操作。人类的生存策略更倚重于后天学到的东西,而先天给了人类这样一个有别于一切哺乳类动物的特征,使这个学习过程得以顺当地进行。于是人类的这个行为复制的过程就展开了。
       下面要说的是行为的模仿与创新。模仿与创新这一对概念和生物学的遗传和突变很相似。遗传保证物种的稳定性,而突变使物种内部有很大的多样性,以应付各种各样的环境。因此既要有稳定性,又要有多样性。而创新和模仿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的群体要有一个行为准则,保证我们的共同体能共同生存,同时还要有很多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创新,开发别的东西,以维持我们的生存。
       法国一个古典学者叫作塔尔德,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模仿更为重要。我非常赞成塔尔德的这种思想。没有模仿,没有行为的复制,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是不能进行的。而每一个发明创新都要依靠模仿能力去普及。不普及,只在一两个先知先觉脑袋里呆着,有什么意义呀?而普及和创新无疑又要借助于模仿。模仿的内容主要是习俗,即该地区文化的积累。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帮助人类建立规范,建立行为准则。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命题是人的经济行为和其他行为依赖于理性选择。我不赞同这种命题,更不赞同将这一命题放之四海去指导方方面面的学术分析。我认为人的大多数行为不是个体的理性选择,而是从众模仿。人的90%以上的行为都是模仿从众,而只有少数行为是靠个体去理性选择。人类很多最宝贵的结论是通过试错法得到的。例如古代的尝草药来治病,是通过试错法得到的。而如果这种试错都要通过个体理性达到,那未免太不理性了,太不经济了。很多很多人类共同体中,祖先已经学到的东西,作为孩子你必须无条件接受,远非经济学家说的所谓理性选择。很多知识是长时段的,短时段作为盲点认识不到。例如近亲通婚,它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才渐渐被禁忌的。尽管对族外婚形成的原因很多学者有不同看法,但禁忌的产生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习俗、禁忌都远远超过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这些东西支配了人类大部分活动,而理性思维只能解释人类小部分的选择。
       再说另一种行为方式:合作。我们讨论一下合作的复制和不合作的复制。不合作的复制司空见惯,例如坐公共汽车不排队,那种战斗的情景马上可以复制出不合作的行为。而合作也有复制的能力。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囚徒困境。就是把人类很复杂的行为化为简单的模式去分析。两个人被当作嫌疑犯关起来,隔离受审。因为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他们犯了大罪,如果两个人谁都不招,则不会有大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大概一年徒刑。但假如有一个人招了,则其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人则被判十年徒刑;而假如两个人都招了,则各被判三至五年徒刑。两个人进行选择:怎样才是最好的方法。这一命题心理学家演算了多年而无结果。直到1984年,一位数学家叫爱克斯罗德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合作的进化》。爱克斯罗德在社会上征集软件,参加一种游戏,即重复性“囚徒困境”的博弈,其中有一个软件取得了成功:以合作制胜。爱克斯罗德通过研究得出一个定理:当所有人走进一个充满不合作气氛的世界时,要么你成为失败者,要么你也去背叛,就像我们挤公共汽车一样;如果集体里有合作的人也有不合作的人,那么你选择一报还一报是最聪明的。同时合作有传染性,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用图演示),合作一经产生,后来就慢慢扩大,覆盖全领地。也就是说,合作是可以复制的。在一个大群体里,如果有一个小群体,他们是合作的,他们可以生活在这个大群体里,他们可以发育,扩大影响。为什么能够发育呢?因为他们是合作的,合作可以取得利润啊。久而久之,不合作的人会说:这作法挺好啊!当然好了。合作,双赢。不合作,跟谁的战绩都不好,就处处都赚不到利润。慢慢的,不合作的人也学习合作,合作扩大了。经过科学的计算,在一个大群体里,只要有百分之五的人合作,合作就可以发育。也就是说,当周围的环境是茫然一片漆黑的时候,那就确实没有办法了,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五的人合作,就可以发育。最初的合作是怎么产生的?这百分之五就是血缘团体,他们是合作的,他们是亲父子啊,合作是有利润的,这种行为就有了感染力。亲父子可以合作,别人为什么不能啊。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都可以合作,所以就慢慢地扩展和复制。
       下面我们来谈第三节,符号印刷与文化复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给人下的又一个定义,可以说是和“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相媲美的定义。
       动物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两个猩猩放在笼子里,每天把香蕉送到里面。猩猩吃惯了以后,香蕉放到笼子外的一个篮子里,连上一根绳子放到笼子里。猩猩尝试了好一阵,知道了一拉绳子就能把篮子拉进来。接着花样又变了,篮子变沉重了,必须靠两个猩猩一同使劲才能拉动。它们盲目地拉了很多次才明白要一同发力。在它们学会以后,用一个新来的猩猩换走了一只猩猩。任凭有经验的猩猩怎样表示,新来的伙伴搞不明白要做什么。原因便是它们缺少符号交流。
       靠着符号的使用,大猩猩之间不好完成的交流,不好完成的行为模仿,在人类这里瞬间就完成了。所以人类的行为复制靠着符号就可以十分流畅地进行了。语言就是这种符号,口语就是一种符号,这还不够,后来人类又创制了文字,创制了文本。文本就是文化的储库。靠着文字,靠着文本,人类的文化相对动物、相对没有文字文本时的人类,就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传递和复制。语之不言,传之不远。有了文字,很远也能传过去,还可以隔代遗传,很多东西被下一代人忘记了,忽略了,或者后代的人那时忙着打仗忙着烧书——但文明还是存续下来了——古希腊的文明就是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才复活的。这种子是靠什么来充当的?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文明所承载的文本保存在阿拉伯人手里,后来又传到欧洲,燎原起来了。文字有这样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去复制行为,复制文化。
       最初的文本是手抄的、手刻的、手写的。文本要不要复制?文本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要复制的,那么文本呢?文本自身要不要复制?最初产生的石碑不是为了复制文本,是为了一个宗教的目的。宗教产生后赢得了万千信徒的信仰后,信徒之间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有人说佛祖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佛祖是那样说的。过了几代之后就更复杂了,就产生了“解经”上的路线斗争,势不两立。后来为了统一思想,为了消除分歧,就把它刻在石碑上。这目的本身是为了框定思想,但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教义,只要传到人的脑子里,肯定是会发生变异的。为什么变异?每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体,文化是承载在生命体上的,生命的进化尚且发生变异,理解哪有一模一样的,文化哪有不变的?不变的东西是教条,是机械的。思想和人一样,是不断演化的。石碑还可以制成拓片,在其启发下,雕版印刷术产生了。没有雕版印刷术,中国古代文明绝对没有这样灿烂。
       我举几个非常雄辩的数字。1450年,西方出现了一个跨时代的人物——谷登堡,他发明了印刷术。根据一位老学者的统计,1438年以前,也就是元代结束前,中国古代文献种类共计4万种。而根据一位西方学者的统计,1450年之前整个西方全部文献的总和只有3万种。之所以讲到种类了,是因为复本跟种类之间有一定辩证关系。若不是复本的传播,启发了别人的思想,大批的新书是写不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图书馆里,羊皮书是用铁链锁住的,十分珍贵。种类是以复制为基础的。我们复本的优势有多大?不知道,无法计算。肯定是非常大的。我们复本的优势间接地决定了图书种类上的优势。
       我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产生出的最伟大的制度。科举推行的前提是大批考生持有覆盖考试内容的文本,否则考试将是极不公正,乃至无法实行的。汉代以后雕版印刷的普及为隋唐的科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上的领先进而促进了制度上的创新。
       关于谷登堡是否发明了活版印刷术,有很大争议。中国人当然坚称是毕升首创的,这没有人怀疑。西方人只是在打一个后卫战,说至今没有看到资料能证明谷登堡是模仿毕升的,因此不能说谷登堡不是独立完成的。中国的很多学者愿意认为谷登堡是学习毕升的,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事实的东西是不能用逻辑来代替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逻辑上的猜想。只要中国的雕版印刷传到西方,很短的时间内活字版就会问世,换言之,西方的活字版的发明不需要看到中国的活字版。这是拼音文字的特点所决定的,拼音文字不可能长期沿袭雕版印刷的道路。相反,毕升的活字版印刷发明之后漫长的时间里,不被人接受,流行的还是雕版,为什么?因为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活字版并不比雕版省事。首先,刻版的刀工是一些简单劳力,熟练的刻工落刀如飞,并不需要一定识字,写好的纸贴到版上马上就可以刻了。而活字版呢,首先要教刻工认字。谁花钱教他们认字?认字容易么?并且这还是一个社会身份的问题,认完字他就不干这个了,认完字他就是贡生,就可以考举人了。中国的文字多复杂啊,先要拼字,拼了还要校对,还不如找几个人刻版快。所以说,两种文字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印刷术的选择。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毕升发明了活字版印刷,却没有在中国普及,这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然的。我决不贬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在世界历史中有不可比拟的伟大的功绩。特别是在语源学上可以帮我们追溯和搞明白许多问题。西方的文字没有这种文化含量。但在文本的复制上,我们文字的属性落后了一大块。
       现在继续刚才说到的数字。据统计,1450—1600年,即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后的150年间,西方出版的图书种数为125万。而在明代,即1368—1616年,中国图书出版的种数14万。西方是中国的89倍。1600—1900年,西方出版图书1125万种,中国清代,即1616—1911年,出版图书126万种。西方仍保持着89倍的巨大优势。文化上的差距到了这步田地,国力强弱便立见高下。而那个转折点与其说是十七世纪的蒸汽机的发明,毋宁说是十五世纪的印刷术的发明。以后西方列强的炮舰敲击东方的大门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互见短长,谁也没有永远的优势。今天,我们在文本复制上的劣势,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来临,已告终结。现在我们不说处于优势的话,但至少也同西方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至于计算机还将如何决定符号和文本的复制,并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同学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我谨希望我的关于复制的思想有助于大家思考文化的轨迹以及我们自身的进化。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