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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连续读到两部调查戏班子的著作,一部是傅谨考察浙江台州戏班子的专著《草根的力量》,一部是张石山考察山西黄河沿岸戏班子的长篇散文《走马黄河的狩猎心得》(《黄河》2001年第3期),都很有意味。
       意味之一,是他们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实处。傅谨本来是美学家,他的哲学思辨、理论抽象功底很好,但这本书却放弃了美学思辨,一头扎进戏班子的活动细节,由人及事,详详细细地梳理了戏班子构成与运作的方方面面。张石山本来是小说家,虚构是他的长项,但这里他放弃了虚构,而是逐日记述他接触的人物,描画他们的音容笑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偏见,反正,在说理和叙事之间,我更喜欢叙事,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我更喜欢纪实。现在各种出版物很多,但面向草根,实实在在地描述他们的活动方式的著作,其实很少很少。前些时候有一本《黄河边的中国》现在我又读到了傅先生和张先生的大作。如果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人不拘泥于书斋和书本,把双脚迈向田野,把目光投向草根,那就更好了。
       意味之二,是他们都怀有一种尊重民间的精神。如果把民间社会比喻为土地,戏班子就是土地上自然生长的野花。硬要把野花栽到花盆里,让它变成盆景,野花的活力便荡然无存。中国上个世纪后半叶,形成过国家职能空前发达而社会职能空前萎缩的格局。连民间的戏班子,也被纳入国家控制的单位里,变成地方剧团或文工团、宣传队,剧目选择也完全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中。消耗了财政经费,剧团仍然半死不活,还不能让老百姓满意。这就好比把野花变成了盆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有所松动和复苏,戏班子也获得了某种自然生长的空间,重新在泥土中扎根生长。两位作者的考察对象一个在沿海,一个在内陆,互相不曾商量过,感觉却是相通的,他们都看到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朱厚泽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生态意识具有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它吗?那就着力营造它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
       戏班子的兴衰,在国计民生中占不到重要位置,但背后的道理,却给人以普遍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