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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的力量》,使我由此想起了吴文光的《现场》一书。《草根的力量》是研究浙江台州地区民间传统戏班的,采取了当下学界正热门的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跟踪调查,据实记录。
       与傅谨的方法类似,《现场》平实无华地记录了目前国内发生的有关艺术、文学、剧场、电影、音乐等方面的一些人、一些作品和一些有关的事。据编纂者吴文光讲,书名“现场”的意思就是想表示所记录事实的“现在时”和“在场”。构成这种“在场”的材料是被记录者的背景、资料、作品文本、工作笔记、现场图片和访问记录。所有这些材料后期被整理为“档案1”、“档案2”......这其中包括田戈兵和它的剧团“纸老虎”的戏剧;行为艺术家朱冥和他的作品;康建宁和他的记录片《阴阳》;作家朱文和他的作品资料;电影导演贾樟柯和他的作品《小武》;几个叫作“偏执”、“反视”的艺术展览活动;最后一个档案是“个人口述:来自江湖”,记录了那些四处流浪的大棚歌舞团的现代民间“艺人”口述实录的“另一种人生”。
       随手翻翻,我就被这种有关“另一种人生”的“另一种研究”深深吸引。
       ……最费周折的是找女演员,我已经说不清找了多少人,从北京找到广州。曾经找过一位坐台小姐,这个只有17岁的小姐的理想是一次挣够一辈子的钱。面对一群男人不着边际的问话,又作出希望工程的表情,说她最大的烦恼是不能像同龄人那样生活,后来看到事情始终回不到生意上来,急了,指着这群平均35岁的男人们说:“你们怎么长不大?一点都不成熟!”这句话被李晓明作为重要台词记录在案。我对她很满意,可是第二天她就像京剧演员一样失踪了……
       ——摘自档案1实验话剧《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
       ……贾樟柯的工作方式搞得全摄制组的人无所适从。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概念中,总认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应该越充分越好,尤其是分镜头剧本,应该在开拍之前拿给摄制组的成员们看,好让大家工作起来心中有数。可是贾樟柯只有文学剧本和工作计划,没有分镜头剧本。他的方式是到了现场以后再进行分镜头。......第一天下来,导演的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无法适应,强烈要求贾樟柯列出第二天的分镜头计划,但贾樟柯依旧非常固执,认为一定要体现现场感……
       ——摘自档案5电影《小武》
       《现场》的责任编辑史建说,《现场》是“下半截的”,我猜他的意思是说此书不是那种哲学、理论的形而上思考,也不是那种背负许多既成理念的“宏大叙事”,而是一部实证的、“形而下”的,极富现场性的书。吴文光说,他理解的“下半截”的意思是指我在观照着人的身体所在的位置,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关系,以及脚在行走的步子、姿势和它留下的痕迹。
       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编者十分着意采取的访问“在场者”的方式:尽可能把问话者的声音降到最低,问话保持在直接、简单,又让对方有“不断说下去”的欲望的状态。吴文光认为,这时候被访者说出来的才是最重要的。而访问者的最佳位置应该是“消失不见”。
       “反思人类学”家格尔兹早就开始反思人类学家自身思维的局限,格尔兹承认,自己的描述与被描述的对象一样,是一个符号体系,是以一种自身的文化或观念去解释对象的结果,因此,如何以对象自身的观念或“符号体系”去解释对象自身的事物,便成为人类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其实,长期以来,人类学就承诺要打破异文化的屏蔽,打造一种穿透这种屏蔽的洞见之矢。“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解释本地人的文化。格尔兹多少年所做的努力,就是从专家的、西方的、现代的异质经验,转入当地的、非西方的、非现代的解释体系中去。他想“钻进土著人的脑中”,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从而寻求一种相近的体验,达致跨文化的理解。
       吴文光没多少理论,他不是什么人类学家,也不是什么社会学家。他几乎是凭着一种直觉,一种艺术家的“本能”或悟性,“想尽可能给人们提供‘日常人生’多于‘观念理论’,‘怎么做’多于‘为什么做’的现实材料,同时,有足够的篇幅让这种形而下的谈话有宣泄而下的感觉。”吴文光说,原先他做纪录片的时候总是出现那种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感觉往往因为片长的原因而不得不打断、删节或截取的情形,“现在,在《现场》的书里,我感觉很痛快”。我赞成并欣赏吴文光的努力。中国的学术太空、太假、太虚、太不实在了。应景、粉饰、剽窃、抄袭、矫揉造作、食洋不化、重抄笑话、乱捧臭脚、玄言空谈、不上不下;它们惯于描摹虚幻的光环,重复既定的说辞,离实际太远、太隔;最缺的就是踏踏实实做些基本“档案”的工作。虽然如此,巧媳妇照做无米之炊。这几年我一直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实打实的“个案”研究,但却总是未能饱此眼福,憾哉。今日看到《草根的力量》,看到《现场》,自然心存感念,欣喜有加了。傅谨和吴文光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
       当然,还不能停止在现场的“白描”上,还需要一种操持思维的手术刀的“深描”,或入木三分的“厚描”。
       传统的人类学家往往止于对异文化进行描述的这种“科学的实验”之中,但格尔兹却远不止于此。的确,人类学家的工作离不开具体的田野调查,这很重要,但人类学家也同样必须进行远离田野的思考。格尔兹认为,人类学的描述不能停留在“制度性素材的堆砌”,而应该建构一种“深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这种“深描”是说,要想“理解他人的理解”,就必须要站在“异文化”的位置上反躬自省,反思自身的“本文化”。“深描”的理解打破了现代社会科学家囿于“坚硬的事实”的既定“科学”思维模式,寻求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解释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此一观念的接受者的观念世界的三方互动和三方沟通。文化的研究往往不是简单的“科学的实验”式的求证,而是在对某一文化(现象)的参与中寻找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话、理解、沟通的途径,建构一种文化间性。
       这也许就是格尔兹所孜孜以求的“深描”或“厚描”的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