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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览群书》杂志社主办的会议上,笔者有幸接触了傅谨先生的作品——《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这本书说它是文学?报告?田野笔记?风格上的定位这一点并非问题的本质。该作品抛弃了狂想和多情,又增加了可供学术分析的厚度,另外,它也没有停留在记者的那种单纯的纪实性描述上。《草根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我在陕北的田野调查中也遇到过与傅谨先生同样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改革,使得地方的国营剧团也面临着命运挑战和选择。他们采取了他们习惯的做法,即通过与他们签约的村落,使剧团更加接近了草根。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介于剧团和村落仪式(包括庙会)之间,穿梭于不同社区之间的中介人(陕北称其为“写戏的”——地方剧团与庙会或乡间集市之间的经纪人)。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娱乐,但在实际上,无需文字表达的诸多生活场景和情绪,在一方表演和另一方观赏的过程中,得到了知识性的沟通和对话。这种面对面的生活方式,在老百姓的生活观念中是值得信赖的,是高密集的、高质量的。
       一、方法论
       1、承认草根文化的存在和重视草根的力量。我们的一些学者为了表达自己的研究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张口一个大中国,闭口上下五千年。他们忽略了表达学术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逻辑。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告诉我们植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中的那种草根文化的力量、草根文化的智慧、草根文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重要的是,这一历来被忽视或者干脆无视的草根及其土壤,在傅谨的眼力中具有它的可塑性,这一点不同于结构主义形而上的分析。因为它并不拘泥于既定结构的约束和国家力量的约束。人们尽其所能地发现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价值,营造适合自己社区生活的信赖系统。这些努力给予人们对自己社区生活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认识机会,而且参与社区内社会生活的人们,都具有基于这种信赖系统,表达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需求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草根的力量是原创性的,也是高质量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认识是否真正地能够在基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形成属于自己的所谓价值体系?笔者仍然存有疑虑。在这一点上,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告诉我们,剧团的活动客观上参与了上述意义的社区建设。演员们也并没有因为舞台艺术化而使自己的思想脱离具体的社会脉络。换言之,我们以往的“二元结构”的那种两分法固然漂亮,但存在着严重的疏漏。他们的一个最为简单的变通办法就是,当出现问题时,他们宁愿修炼研究对象(别人),也不情愿修改自己的分析模式。
       2、表述与理解:人类学研究的工作程序中不可想象没有田野经验,甚至体验、学习异文化过程中的精神、心理和生理上的诸多冒险。如果平和地表述这一问题,那就是:对于我们既定的知识体系无法衡量的,异己的知识体系,如何表述和理解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书斋里的矛盾,重要的是学者研究之前既定的那个生搬硬套别人的分析框架,将笔下的人真正地写成了“别人”。如果我们说这种意义上的“别人”具备客观性的话,那么,神话里的任何一种东西都具备了客观性。宇宙人在你研究之前就具备了完美的客观性。我们有必要将一个天生具备客观性的东西再用“另”一种所谓客观性来重新表述一遍吗?事实上我们人类,无论草根的力量还是宏大的叙事,都在不断地从事着这样一种努力——思考/认识/理解这一人为的事实,批评者也为此如火如荼。由于凝视事实过程中的认知作用,导致学者“不能自医”的情景并不见怪。我的问题是,同专业不用说,跨专业“对话”性质的交流同样需要讲究一套方法(收集/表述/阅读),即:它在一定的表述规则的前提下的开放性和可讨论的余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并不单纯地在于他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后者提供了令人再思考和为之实践的命题,而且我们也没有忘记,在科学主义式的工具理性之外,还有将马克思的命题情绪化的冲动。
       3、民族志:作者在自己的引言(方法与缘起)中反复强调自己在参与观察过程中的所谓因自我意识而导致的“距离”感的侧面。但我认为,比较起那些在调查之前就拥有某种模型或者框架,并依此观察被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和浮躁的作品来说,傅谨先生经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把握了被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思维的问题,进而达到了观察被研究对象的社会脉络以及在这种社会脉络中方能产生和成立的意义系统。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部通过戏剧的社区活动来窥探国家与社会相互编制意义的民族志。关于民族志方法学方面,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中,给我们展示了在表面上看似赌博的“斗鸡”游戏的深层,其实隐含着大量围绕人格、威信、名誉的斗争。这一研究对经济学意义上的所谓“理性”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正因这种草根的力量和相对意义上的距离感才赋予民族志以批评价值。
       二、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学术的对话能力,我们再看《草根的力量》。在方法上,除了作者强调的所谓“参与观察”以外,本书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体系的支撑和成为知识背景的方法论。这样也就导致了作者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者采取了翔实地描述过程的做法。我认为作者尚有两个工作需要继续进行。
       1、对所谓“传统”的梳理。传统本身并没有传递的功能,相反,作为传统的载体的人类具备了这种传递的欲望和力量。笔者在信仰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带着现世的问题意识,通过抽签和解签的形式,实现“前车之鉴”的知识性对话。可是这种对话,在官方的版本里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学者通过翻阅前人的书籍,实现与前人研究之间的对话的目的非常清楚,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推进当下自己的问题。政治家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时刻注意“以史为鉴”的解释逻辑。在霍布斯鲍姆所作的《传统的塑造》中,原以为英国皇家军队的仪式与皇权一样来自久远,其实它作为表达国家的正统性的仪式,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所以,在他的研究中促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所谓“人为的事实”。也在这种意义上,面对所研究的对象,我们也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是活灵活现的人他们能给客观事实赋予灵魂!我们在研究这种“人为的事实”、具有“灵魂的事实”时,就不能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模式和想象去生搬硬套自己的研究对象。我想这是“草根的力量”的初衷,也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
       2、对知识本身的贡献。任何一个细小的研究,如果认为它有价值让你冲动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向读者交待它的价值所在。讨论这一价值并非大吹大擂,而需要在知识的脉络里论证。通过已有的研究,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知识这棵大树上的哪个枝桠里。这些工作应该由作者本人亲自梳理(而不是以评论的形式代劳)。它同时也引发下述问题:即研究者(笔者)与读者之间的那种不同层面的知性运动。如何将这两种知性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学者自己的功夫,而不是被研究者的问题。知识运动再生产的动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