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占祥同志着手撰写这部大书的时候,我是个取消派,力劝占祥不要啃这块硬骨头,但他执意要写,说资料已准备齐全,参考书堆满整整一面墙。历时数载,废寝忘食,人不堪其苦!这个人透支生命,《人生宝典》书成,白头发掉了几根根?我对作者宵衣旰食完成如此大的工程表示由衷的敬意!
经过近十年来的社会效益的检验,《人生宝典》越来越显示其资治通鉴的意味。
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一切向钱看,似乎又一个“礼崩乐坏”来了。大人分不清是善是恶,小孩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做官不讲“官德”,做人不讲人品,骂他“缺德”,可他不犯法改革开放尝到甜头也吃了苦头,这才明白一个大道理:“立法”必“立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德”。“立法”同时“立德”,两条腿走路,将会使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可惜,重法而轻德,何况“有法不依”时有所见。所以,国家在进一步抓紧“立法”的同时特别强调“立德”十分必要,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谈论约历时十二年方完成的《人生宝典》,印象更为深刻。
占祥同志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刻苦钻研经有年矣!伦理道德,即我伟大民族的精神、气节和美德。
占祥同志通过对数千年中国思想史的搜寻与追问发现,以儒学为核心所积淀的道德意识,其延续和更迭、继承和重铸是历史的必然。礼崩乐坏后,治礼作乐;春秋无义战,《
春秋》出,乱臣贼子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三从四德,四维礼义廉耻八纲;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礼义廉耻,修身养性,“半部论语治天下”,“内圣外王”,全方位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体系化,宋明“理学”达到极致。清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国民党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训育;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训导。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说:“毛主席的批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将个人崇拜与忠君思想相融合,出新为社会主义的“忠君爱国”,建构成“文革”时期的道德准则:“三忠于四无限”。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两条腿走路的划时代的口号。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针。
“德”有“三德”说、“四德”说,包括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政治道德即“官德”,以德治国,“官德”最要紧;“信仰危机”往往是“官德”危机。《论语·先进》写道:孔子居中,四子侍坐,问志,言志。子路自称三年内能够把“千乘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儒家敬天法祖,这种祖先崇拜以天子为天之宗子,以三代王道之治作为理想的天国,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对于家庭的和睦、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巩固灵效百验。“治国平天下”是对官治而言,即“官德”,正如政协委员邓伟志在《德治的重心是抓好官德》里说的:今天“突出一下‘政治道德’是大有必要的”,特别是领导干部。根据地时期条件差,但人们道德水平高,刘瞎子被抓,国民党的兵把枪架到他脖子上喝斥说,你要连喊三声“八路军好”就枪毙你,他还是喊了三声,震得国民党的兵不敢开枪。这都是干部带出来的。所以,“当前德治的重心一定要放在‘官德’上,即政治道德上。”见3月20日《中国人事报》
“官德”首先要求以“德”处理公与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仁义无私”、“秉公办事”、“先公后私”、“先人而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赏罚”、“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这些仁德之论,《人生宝典》几乎囊括殆尽,而且作了详细阐释与转移。有些篇章写得非常精彩,例如《见利思义》、《自强不息》、《允执其中》等,很多。
我所说的“转移”就是道德价值转移,也就是道德的继承和改造、延续与更迭。要是说这一转移工程千多年来基本上在“经学”范围里打转转的话,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在我国萌芽与发展,面对经济市场的出现,传统道德捉襟见肘,反而变成束缚科学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行为规范。天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重建新道德,照搬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比如“仁”包括礼、义、道、德、公、志、善、美、忠、勇、爱、智、贞、勤、乐、文、中等等,都是为了“爱人”,后来“泛爱众”,升华为天地之理,“经世致用”,提高到处理一切关系的“道”的理想高度。“仁者,爱人”,爱什么人?到底爱什么人,各个社会、各种教义的对象不同。封建主义社会爱人,是爱“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治下的具有等级伦理属性的集体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爱人,爱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个体的人,它标榜保护私有者的人权,尊重私有者的人格。我们现在爱人,是爱公有制下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毛泽东称之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德治的崇高理想。但是,志大才疏,个人崇拜,“绝对领导”下的人往往异化为空想的神化的人,倒退为鬼化的等级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和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不同,圣君式的精神领袖和贤相式的谦谦君子人多诟病。上帝死了,但是被打倒在地的顾准却警示思想界说:目的论不仅预定了上帝,而且可以推翻上帝,它设定人负有神圣的、终极目的的使命。“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然而就其唯恒论的特色而论,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见《顾准文集》现代人应当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发展的人,什么“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什么“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概打倒在地;什么“五常”仁、义、礼、智、信,什么“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一概赋予现代文明的新的内涵。儒教的“君臣之道”最要命,叫你死你就得死,只须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儒教的“父道”、“夫道”也很要命,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什么“打死不告状,饿死不嫁人”以及“潘金莲现象”等等。因此,“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必须适应新的变化而质变。我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儒”、“商”相敌,“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是现代中国,儒、商关系必须调适,而使市场经济的信用与传统的“信德”结合起来。总而言之,今日中国,面临全新的命题:一切旧有的道德形式只有在现代理性支持下方能激活;一切传统的道德价值只有在现代理性的判断下接受取舍才能存活;新的道德秩序只有在新的经济秩序的需求下才得以创立。
通过以上历史的回顾,可以想见《人生宝典》的作者其工作的难度以及成效之可观。应该说,在原则上和总体上,作者把握适度,立论有据,选材丰富,取譬得当,语言晓畅,故事性强,十分好看。不少篇章如《自强不息》、《见利思义》、《允执其中》等,笔力遒劲,生意盎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壮哉美哉,黄钟大吕,闻者神旺。有的传统格言,人情味很浓,还可以解释得更动人。《以德报怨》,似应对“怨”的限度有所界定,为什么人们对“南郭先生”不能原谅?“怨”是指一般人格缺陷,还是包括刑事犯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么理解?不妨多举眼前的实例。《悲惨世界》里神父的银烛台事件,是偷;《教授与“劫匪”的故事》,是抢。不论是否偷成和抢成,全都感人肺腑。教授对着凶器说:“你用刀子逼我拿走一分钱都算抢劫,这样会坑你一辈子。我看你也不像干这事的人,干脆我给你留张名片,你需要钱到我家里去取。我知道你可能碰上难事了。”“这钱是我自己挣来的,是干净钱,我甘愿帮你。”后来,那位“劫匪”还钱,教授又给他母亲看了病,开了药、送了钱,“劫匪”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原来他是被人冤枉偷手机,被打伤,狗又被城里人偷走,他要报复。见今年第三期《人与法》冯骥才同志也导演过“以德报怨”入室小偷的动人故事。我还听说过以俭朴闻名的某电影导演早上醒来发现有贼来过,不但分文未失,桌子上反而多了几百元钱,原来小偷正要下手时看见主人的照片,“哎呀是他?”便留下银两飘然而去。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显示道德感召的力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好事、坏事都多了,好事、坏事也出奇,以我之见,好人好事好品德应该大量入《典》。
一些标题不够理想,有典可查的,何乐而不用?《公正无私》不如“公而忘私”;《幽默乐观》不如“乐以忘忧”,《五讲四美》不如“五美四恶”,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无私奉献》、《摆脱孤独》等,都非原装。我觉得题目以用原装为好,诠释不妨新潮,如在“五美四恶”中引出“五讲四美”来。不一定贪大求全,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果全而不全。所以,说《人生宝典》是为人处事的指南,可以接受,说《人生宝典》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还得考虑考虑。
(《人生宝典》,高占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