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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盛世正臣孙嘉淦
作者:郭向光

《博览群书》 2001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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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名宦孙嘉淦,山西太原府兴县人,其父孙天绣“以侠义闻乡里”。孙嘉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在经历了起伏断续的从仕生涯后,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病而死。乾隆皇帝曾叹息说:“朝中少一正臣也。”
       孙嘉淦历仕康、雍、乾三朝,这三个皇帝所给予我们记忆的恰巧是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代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巅。”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孙嘉淦这样一个清官,一个干臣,一个耿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的典型,这对于今天这样的时代来说,显然有着发人深省的意义。
       由于初入仕途,孙嘉淦的声名在康熙朝还不能显露。到了雍正即位,孙嘉淦率直上书引起了雍正的注意。据《碑传集》中关于孙嘉淦的“家传”记载:“世宗皇帝尝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当以为法。”在雍正朝总共13年的时间里,孙嘉淦当过学政,祭酒,顺天府府尹,并在雍正四年入值南书房,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此后,孙嘉淦历任侍郎,经筵讲官,在雍正十年因“引见期满教习奏对失实革职”,被发往银库效力。但不久又被派到山西负责盐政。在那里他成绩斐然,“不数月,陋弊悉除”。于是当乾隆即位后,就立刻把孙嘉淦调回京城,做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乃至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直至最后成为协办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
       康熙皇帝在当政(1662-1722)时孜孜求治,获得了巨大成绩。然而康熙末年,由于没有确定大统继承权,几个皇子的争夺使朝廷政治弊端严重起来,最后当世宗皇帝雍正登基接权时,摆在他面前的政局可以用“贪风横行,朋比党援,言官溺职”来形容。“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而“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以缺之美恶,定酬赂之轻重”。乃至“虚名冒饷,侵渔克扣”,说明吏治废弛实在厉害;至于朋党政治,最显著的莫过于援引私人,排斥异己。如《圣祖实录》中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而“满州所参,大抵多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更要命的是言官本来是朝廷的耳目,应该知无不言,有闻则告,但是清初的科道,虽然皇帝屡屡下旨催促,终究收效甚微。这当然有清代本身的原因,但是“终年无一疏者”,“近日不见一人条奏”,却也是事实。
       所以,雍正上台后也一再指出以上种种情势之祸害。如果不能行新风,行新人、新事,那么康熙的政绩可能就会化为乌有。孙嘉淦就以他的敢于直言在朝堂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他上疏陈事,发常人所不敢言。当雍正刚即位的时候,孙嘉淦上书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虽然其奏折中有让雍正忌讳的东西,但是作为头脑清醒的君王,雍正懂得什么才是他最需要的。而“众大臣……无不佩服孙嘉淦的胆识,视孙嘉淦为天下第一个敢说话的直人”。乾隆继位,孙嘉淦刚从河东被调回,因为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感觉“皇上隆恩,卑以风纪重任”,所以立刻又上《三习一弊疏》,在疏中写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乃生一弊…喜小人而恶君子是也……”。孙嘉淦敏锐的眼光给乾隆敲了警钟,据《孙文定公家传》中说:“疏上,上嘉纳,宣示也。”如果我们考虑到乾隆后期对和的宠幸,则知乾隆皇帝虽确为比较清醒的帝王,最后仍然不能不犯孙嘉淦疏中指出的弊病,可知孙嘉淦确有先见。
       孙嘉淦能够大胆上疏,不仅仅在于上疏本身,更在于他的耿直振一时风气。对此,也只有深恶官场积弊、深患世风之害的开明皇帝才能有这样积极的反应。当然,这和皇帝本人受到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的程度对于权力的运作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尤其在专制皇权的背景中,一个皇帝的权力运用好坏直接影响这个王朝的长治久安。
       那么清朝皇帝是怎样接受教育的呢?《东华录》中记,无论皇子皇孙,六岁以上都必须到上书房读书。曾在上书房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州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皇子们每天学习的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清代皇帝也因此博学多才。如乾隆皇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11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大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通晓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熟谙满语,而且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而且还爱好体育武事……。
       多数清代皇帝也颇勤政。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景:“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及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这还是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已。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因此,他们的统治出现盛世之景象也是某种必然。“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
       孙嘉淦会有后来的凸显,自然与这样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仕途上屡受荣宠,他的敢于犯颜直谏是一个原因,而皇帝能够接受和赏识则更为重要。
       孙嘉淦是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更是一个能谋善任的干臣,孙嘉淦从一个小小官员到成为封疆大吏,成为皇帝倚重的股肱,在雍乾两朝都作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那是他本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要求的必然。对于国家,对于那个时代,对于他本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乾隆时代另一重臣陈世倌在为孙嘉淦所写的墓表中这样说道:“数十年来与公周旋久,深知公之所以邀列圣之知遇舆。列圣之所以眷顾公者,皆公生平诚敬之学有以致之也,以故公之立朝,大业彪炳天壤,人人其知者。”
       《千古直臣》,王永泰著,载于《黄河》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