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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好玩
       尽管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许多国家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公正，尽管我们面对贪污腐败和沙尘暴还有许许多多深刻的忧虑甚至是绝望，但不能否认，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好玩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艺术活动的评选和奖励。千禧年前后，中国和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艺术大奖就多次成为媒体爆炒的对象，成为各界人士争论的标靶和参与其中、乐此不疲的游戏场。２０００年２月，台湾作家李敖就声称自己因为《北京法源寺》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长江读书奖也在内地引发了关于评奖程序和如何评价《读书》的大讨论。此后的金鸡、百花电影奖公布以后，我们也从网络和报刊杂志上听取“哇”声一片。今年３月，李安的华语片《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奖四个重要奖项，再次将文化交流、艺术评奖和全球化问题等软硬话题搅得周天热透。
       在我看来，所有的艺术大奖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是一个游戏。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文中就是奥林匹克游戏。游戏都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因此都要设计严密的规则，而且规则首先要公正。其实，其它的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赌博是最没道理可讲的了，可赌徒就是要那个冒险和刺激，讲究的就是一掷千金；玩的就是转眼暴富或倾家荡产的感觉。近来许多贪官落马都是从豪赌露出巨额来源不明的财富开始。可是据我所知，就是开设赌场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也要讲究设计得大致合理才行。不管是澳门赌王的轮盘赌还是拉斯维加斯的角子机，赢钱概率都是定得很低的，我记得大约是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是呀，即使是开赌场，也要讲究人气兴旺，也有薄利多销的道理在里头。不然你只想着提板斧、磨快刀，下次人家谁还敢来？其实开修铁路、开办航空公司、操持电话局更应该是这个道理。当然，遇上搞垄断、耍老千，就没道理可讲了。
       在我知道的艺术奖项中，奥斯卡在程序设计上是比较公正的。就我以前受到的教育，只知道奥斯卡比较通俗，比较讲究票房成绩。而且我们的主导看法是它比较没思想、少艺术追求。我们这里的许多电影人也跟我一样对其不甚了了。我曾经估计李安的《卧虎藏龙》可能同时得到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有的人就问我：那一点平衡也不管了？这一问代表了我们的习惯看法。因为近几年经常被电视台报纸的记者盘问，我才去认真了解奥斯卡奖的评选过程和程序设计，原来确有独特之处。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电影节、电影奖几十个，可都是一水的评委会制度，就是由主事的领导聘请几个、最多十来个评委来高子里拔将军。而且什么影片参赛也得先过了主办单位的头头或者那一两个选片人的关才行。所以１９９９年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被戛那电影节冷淡了，张艺谋就写信向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发牢骚。顺便说一句，张艺谋那封信其实是要给我们这里的人看的。只有奥斯卡采取了独此一家的评选办法：它是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五千八百多名会员用绝对民主、直接选举的方式评选出来的。中国的谢晋和张艺谋两位导演也是其中成员。这个学院可不招生、不搞教学，跟我供职的电影学院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就是一个行业协会。中国的电影家协会跟这个学院有一点点像。学院下设编剧、演员、摄影等十三个分会，评选时各投各的票。最佳影片必须众口一词——这个票是大家一起投。初选的时候，这五千多名成员要从上一年元旦至１２月３１日公映过的影片中选出五部，可以少选，原则是宁缺毋滥。评选人还必须把所选影片排出顺序，因为在统计选票的时候，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得票比分是不一样的。从这些选票中，用一个繁复的公式计算出每个种类的前五名，这就是提名名单，一般在２月中旬公布。复选的程序不同于初选，每人在每个种类的五个名字里选出一个，打叉打勾都行，因为是用手工计票。好，美国电影学院的活到此就干完了。下面的工作就彻底交给普来斯沃特豪会计公司。
       这个程序也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也是美国的电影同行们不断反腐败、争平等的结果。早期的奥斯卡也像我们电信涨价或者卖核酸营养品一样，搞的是专家论证。起先奥斯卡是由一个五人评选委员会评选的，第二年就出了丑闻。１９２９年，当红女明星玛丽·璧克馥有一部新作《风骚女人》，可惜既不叫座也不叫好。可她是学院第一任领导陶·范鹏克家里的领导。于是她在自己的豪宅举行茶会，邀请了那五名评委。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经不起她的魅力攻势——也许还有她丈夫权势的蒸烤，把当年的最佳女主角拱手送上。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促进了奥斯卡评选制度的改革，１９３０年就从五人小组变为学院的所有成员一人一票。明星再有“献身精神”，也不可能同时腐蚀拉拢五千八百多人。此后，明星们最大的拉票攻势也就是在小范围内请请客，跟大家套套近乎，我看是收效甚微。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一开始，选票的统计工作由学院的工作人员及亲友兼任，不久即传出舞弊事件，落选的指责当选的在数票时有内线帮忙。１９３６年，当时的学院院长、著名导演福兰克·卡普阿请来了著名的普来斯沃特豪会计公司，全权负责寄送和统计选票的工作。我估计这一单业务利润不太大，但广告效应可是非同小可。会计公司要想做下去，就只有用独立、公正、严格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做。我看到有的艺术大奖也找来公证处做见证。可有的评奖程序设计就有不合理之处，请一个高中生来看看就一目了然。这时你请一万个公证员站在旁边也没有用。因为游戏规则还是你自己定的。当然有的评奖标准就是要请那几个专家搞出一个决不媚俗的精英品味，那我们也不应该用普遍性、透明、民主这些标准来强求。
       一个大奖要想吸引广泛的注意力，除了程序公正之外还要程序好玩。悬念技巧就是大家都要用的法宝。在这一点上，奥斯卡委员会搞评奖活动就像好莱坞拍电影一样设置了完美的悬念。评奖过程是公开、民主，可评奖结果却严格保密。复选的选票由四名会计师统计，他们背靠背工作，并且不许互相说话。统计结果报给两名主管会计师。这两名高级会计师是发奖仪式颁奖人打开信封前唯一知道结果的人，而且他们是唯一了解得票数目的人。这些选票及统计的原始资料保存五年，然后销毁，所以没有人知道得奖人是大比分超出还是像小布什那样险胜。普来斯沃特豪会计公司采取最古老的措施，人工计票，坚决不用电脑，所以雇佣黑客作弊肯定没门。它的保密工作远胜于美国政府，有一次在点票时刚好有一位工人在楼墙外擦洗窗户，他们怀疑那人可能是密探，从此把办公室搬到一处没有窗户的房间。这个程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在游戏中完善的。在１９４０年以前，会计公司把计票结果提前通知电影学院，结果发生泄密事件，《洛杉矶时报》在发奖仪式前公布了《乱世佳人》得奖的消息，从此他们连学院本身都不予“通融”，多大的导演、多红的明星，也只有在发奖时才跟大家一起知道花落谁家。因为游戏设计得比较好玩，大家都参与其中乐此不疲，谁要来搅局就会犯众怒。许多媒体都通过在会员中搞抽样测试来预测结果。去年《华尔街日报》就作了一次这样的调查，准确率达８０％，结果惨遭读者的痛骂。是呀，我马上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先看过的人非追在我后面把凶手的名字喊出来，这不是讨厌吗。
       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奥斯卡评奖活动是无法搞平衡的，也没法操纵的。我们这里很多人在大批奥斯卡却不了解它。有的人从传统的文人心态出发对奥斯卡保持着一种冷静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嫌它太俗。其实奥斯卡不太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电影评奖像它那样民主。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它的程序严密、公正、好玩。它让大家一起参加游戏。它是个游戏机，转起来以后任何人没法对它进行控制。所以有赌博公司拿它赌博，换别的奖你试试。
       二、游戏小组还是公共话语场
       我在这里口口声声讲游戏、好玩。那么这些艺术奖项的评选和大家对它的评论是不是就停止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然，文学艺术这个东西，它是形象的、模糊的、公婆说的都有理。但对一部作品的高低优劣、一个文学奖给得有没有水平，有没有一种大致可知的共识、有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基本评价呢？有很多人认为说不清楚。
       林肯说过一句话，很漂亮。可以改到这里来描述文学艺术的性质。对一个艺术品，可能大家一时都看走眼，也可能有的人永远看走眼，但不可能大家永远都看走眼。因为在艺术活动中，我们大家的认为“美”的规定性就是来自集体的活动和众多的反应。艺术活动是没有先天外在规定的教条的，它的规定性就是在广泛的活动中形成和显现出来的。因此，我才特别注意人数众多的奥斯卡。因为别的小众文化、领导抓出来的样板工程，我们这里不缺。
        我认为在大家的讨论中可以形成一个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中有各种声音，也有一些是大家声音的汇聚成的分声部和声。那些比较贴切的说法和分析是能为很多人接受的。如果通过比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广泛自由的交流，这里面能看到一种相对的公认话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在“量上的普遍性”。艺术活动和艺术批评绝不止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能够走到一种“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普遍性共识。这个“同”是模糊的、广泛的、甚至是变化莫测的，但是它确实有其坚硬的内核。它是一些通过合法性交往所形成的公共认识，是喧嚣的吵闹形成的重合声部。它存在于艺术活动中，存在于进程中，存在于量的普遍性上。
        首先，艺术活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游戏的、是无功利的，是个游戏的领域、愉快的领域、非功利的领域。因此，它的话语作为集合是有一定的超验主体性的。在这个领域里，不说是白不说，但说了就不是白说。一种话语自然会有其回响，自然具备有此一说、立此存照的作用。不管它与现实相遭遇以后产生的是那一种作用力。
        其次，这种公共的共识的合理性不在于某一个超人的天才把握和具有惊人洞察力的透视之中，而在其合规范的过程之中，在于那些话语湍流的运行之中。如果我们只看见话语湍流，不承认它底层的知识主体，我们就会堕入相对主义的泥坑。而这相对主义的泥坑底部是一条通往强权崇拜和犬儒主义的地道。
        第三，这种共识是可知的。虽然它没有法院的判决书，也没有镌刻于历史丰碑上的铭文。但是它是受到文学形式的话语自律和话语者的道德自律的。从形式上讲，文学艺术的表达和评价是自由的，是不负责任的。但同时，又有自律在其中运行。在这当中，我们的个人意志力是天生就纯粹服从于自我的。但意志如何在艺术中运行是有各种自律的。比如，我们在艺术活动中信口开河、感觉彻底独特，或者说话行为霸道横行，一般收到的不是法院的传票，而是说话者自己就显得傻了。在这里，个人的道德是一种自律，而艺术的自律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它律。所以，艺术的话语行动和交往是一种自律和自由的统一。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仅仅由文学的艺术的自律必然提供的，还要依赖于文学以外的合法性环境。
       相对于中国的现实境遇，我更强调话语交流的内核具有普遍性、可知性原则。因为，我看到我们热衷的后现代语言转型正在这里演变为过分时髦的话语表演游戏。我完全认同哈贝马斯的担忧：“确实是用这一方法，人们忽略了世界关系体系、言说观点以及语言交流中的内在有效要求。但是，没有这一参照系统，不同层次的现实之间的区别、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日常实践与超常经验之间的区别等都成为不可能乃至无意义。‘存在’的空间被卷进方向不明的语言之流的旋涡之中。”（《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４页）如果失去了对这种普遍性的认同与信念，人的生命就会成为纯粹的强力意志的流动，人的生命就只不过是各种荷尔蒙的物理和化学运动，对人的认识就只能止步于弱肉强食的生物状态。仅就生物学意义而言，这种认识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物种的长命百岁、人丁兴旺。在虚构、游戏、形象、多义的艺术活动中有普遍性的内在判断，在看得见摸得着、有实际数据检验的社会生活领域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