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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拜读被一篇书评文章誉为“学界王海”杨守建先生著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大著前，先在“世纪中国”网站之“世纪沙龙”专栏中读到了署名“张群”的《学界王海浮出水面》的书评；旋即又从友人杨玉圣先生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读到了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当时尚不知他就是该书的责编）的评论——《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于是，就急切地想读到这个“学界王海”“不惜数载之功”（现在可以知道，“数载之功”一说根本不成立）著就的“第一部最为大胆、全面、公开地揭露国内学术界种种丑陋现象的著作”。
       起先，我委托在南京的朋友去南大附近的“先锋书店”看看有没有此书。因为我几次出差途经南京时曾去过几回该书店，知道该书店专门经营学术书籍，且能及时上架新书。但这次颇为失望。不得已，便向北京的朋友求援。感谢北京友人的热情襄助，终于让我如愿以偿，得以一睹此书之庐山真面目。
       我之所以急欲读到这本书，除了自己对学术批评比较感兴趣外，首先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突然“浮出海面”来的“学界王海”究竟何许人也。因为，在我所接触的史学圈子中，从事学术批评事业十数年的杨玉圣先生似乎在学界的口耳相传中是个“学界王海”，至少在中国美国史学界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是这样认为的。如今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人大都能比较安分守己，都说是因为与玉圣先生的学术批评努力有关（毋庸否认，在中国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提起“杨玉圣”这三个字可能就咬牙切齿）。其次，是想了解一下该书是否如评论者所说那么伟大。可是，待读到此书，结果不仅是令我大失所望，而且让我大为吃惊。
       在这里，我主要想结合上面提到的评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两篇书评文章，探讨一下学术书评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写书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经过学术界多年的努力，这在当下已成为书评界之共识。然而，说易做难，落实到自己的身上更难。
       凡读过《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杨守建对书评的八股化倾向和做法、对书评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主义，是极力痛斥的。但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该书一面大加痛斥，另一方面，该书的责编却明知故犯，自甘沦为被痛斥者流。
       我目前还不知道给杨守建先生戴上“学界王海”桂冠的张群先生是何许人士。封《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为“第一”外加三个“最”（在我看来，三个“最”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的张献忠先生，现在知道就是该书的责任编辑。
       从我业余做图书责编的经历看，责任编辑对于一部书稿的审读，加上校对（至少是终校一遍），绝不少于读四遍。审读过程中，为了较好地把握书稿，责编还必须阅读一些相关的图书或文章，即对书稿所涉及的问题做点学术了解；若条件许可，还须尽可能地核对书稿所援引的书籍和文章。因为我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十之八九的作者在书稿或论文稿中所引用的材料，不可能每一条都是他／她亲自查阅的，或多或少总搀杂着一些冒似作者亲自查阅实则转引而来的材料，何况，即便是作者亲自查阅的材料，也有可能出现笔误或电脑输入时摁错键。因此，如果说张群先生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及相关问题也许了解得不深，那么图书责编张献忠先生是理应深切地了解该书的内容的。
       无论张群先生的评论，还是张献忠先生的评论，对《中国学术腐败批评》的捧赞，都几至于上天绝地，甚至肉麻。但在二张的评论中，伍铁平、葛剑雄、曹树基、杨玉圣、徐庆凯、钱乘旦、孙周兴等先生卓有成效的学术打假努力及其贡献，却全都被一笔抹杀了，全都被一股脑儿记到了所谓的“学界王海”杨守建——这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本科学生身上了。
       我们且看二张是如何进行这种乾坤大挪移的。
       张群先生的书评称：“学界的‘王海’——杨守建浮出海面了。而这个‘王海’，他的第一声号角就如此犀利和有力，锋芒又是如此锐利。《批判》甫一完稿，就以其大胆而客观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分析、严密无懈的逻辑（体系），让圈内人士‘大惊失色’，拍掌叫好。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复旦大学年轻的语言学博士申小龙、西南师大历史地理博士陈国生，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学界诸公（其中潘国和最富传奇性：十年之间，他从一名中学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法学家、法学院院长，其中端倪，自不得而知），将不得不在这里摘下他们虚伪的高贵面具。而所谓填补国内法学研究空白的《南极政治与法律》、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及其主编唐河、中国社科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中国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获奖专著《文化语言学》（申小龙博士‘著’），也不得不脱下他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中国第一大辞书案、九十年代中国第一书评案、中国语言学界第一诉讼案，还有众所周知的华东理工胡黎明案……虽语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等中国学术重镇，作者亦毫不隐讳，秉笔直书，诸多内幕，俱现纸上，告知读者一个真实、具体、完整的中国学术界。”
       张献忠先生也在书评中写道：“在《批判》一书中，作者对……近几年来关于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申小龙、潘国和、陈国生等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批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丑闻，告诉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学术界：在神圣的学术界里也有马屁精、骗子、剽客、惯匪和强盗。”“《批判》……作者直斥潘国和、申小龙、陈国生等文抄公为‘文坛窃贼’、‘学苑大盗’，将他们的腐败行径一一展现于世人。作者还将大学教材的互相‘借鉴’谑称之‘学者的乱伦功夫’，将申小龙通过重新组装产生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很多都是抄袭来的内容）戏称为‘学者的积木游戏’”。
       通过这番乾坤大挪移，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１９９５年总第４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４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２０００年第４期），等等，两位书评作者视而不见，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
       不知情者，初读这两篇书评，必然会认为是：“杨守建先生挺身而出”，“对学术腐败分子当头棒喝”，才“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等……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最后，读者自然也会得出结论：揭露了这么多学界的大案、要案，摘下了这么多“杰出的天才”的“虚伪的高贵面具”，杨守建怎么不会是“学界王海”、“学术打假英雄”呢？
       不仅如此。据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说，《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作者“言辞犀利、批判性强、风格明快”，“而且语言幽默、笔调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责编献忠先生的笔下，年纪轻轻的杨守建俨然就是一个再世的当代鲁迅！
       其实，不客气地说，评论者如此不顾基本客观事实，把一个年轻作者如此捧上了天，大概和作者一样，恐怕只有一个目的，即为作者争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的交椅，为《批判》一书争“原创性”。由此看来，如果说责编没有读懂书稿，实在是冤枉了他。事实表明：张先生不仅读懂了书稿，而且可以说达到了与作者心心相印的境界。
       上述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两篇书评，再一次让我们看清楚了八股化、广告化的书评的丑陋形象；再一次使我们体会到，在学术评论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多么艰难（特别是事及自身时）；再一次让我们懂得，破除纯粹的“栽花”样式的书评，绝非是件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一次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作者远离客观事实的无聊的吹捧，无异于对作者进行无情的棒杀，捧得越高，很可能跌得越惨。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