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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将陆续刊登田松先生在云南丽江所作的“科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札记。作者1965年生于吉林四平;1982年起,在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了六年物理;1988年开始在北京印刷学院教普通物理;1994年到《中国矿业报》做副刊编辑;198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现在正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曾出版译著《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随笔集《血液与土壤》(鹭江出版社,1998年)。
       在路上
       飞机正滑行在跑道上,我终于出发了。阳光从后面的舷窗照进来,眼前的椅背上一片明亮,使我感到有些晕眩。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定地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台湾人类学家乔键有一部田野调查笔记《漂泊中的永恒》,其中说到人类学家的一个特色:“漂泊不定”。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因为要做田野调查,经常远离家门,居无定所;一方面是思想的,研究兴趣不断变化,“忽而亲属制度,忽而文学艺术;忽而非洲的一个初民部落,忽而亚洲的一个现代都市。”他们的兴趣似乎总是在变动着。如果这是人类学家的一个特点,恐怕我天生就有人类学家的品质。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在变着,岂止是一只蝙蝠。
       天湛蓝,纤尘不染。有一丝细影飘过,我知道,是我瞳孔中的杂质。我在很小的时就发现了这种现象,记得当时我认真地研究过这些悬丝的走向,把头从左晃到右,把眼球从下转到上。不同的是当初是白影,现在已经变成黑影了。如同线描的图稿中添上了黑颜色。这使我意识到,我的年龄正逼近打折,可是我仍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物理、文学、心理学、电影,现在又转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还有人类学。
       也许我曾经有一个方向。自从我意识到痛苦的存在,就开始了这个方向——我希望找到一种永恒的获得幸福的法门。在对于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作品《火鸟》飞起之后,我逐渐忘记了这个方向,正如我不记得眼中的细影。孩子对痛苦的体验要比成人丰富得多,沉重得多。我在少年时就常常地为亲友的离合而大悲大喜,现在则完全不当一会事了。麻木!随着人的成长,退化的不仅仅是感官,还有感情。不过,我当年在寻找幸福之法门的时候,也曾如老僧一般盘算,所谓幸福是与痛苦相对而言的,倘若没有痛苦,也就获得了幸福。痛苦便是伤心,倘若无心,心何以伤?修到无心处,便是麻木时。
       金庸或者是古龙曾在某部书中提到一个江南小曲:“只道不相思,相思使人老;几番几思量,还是相思好。”人总是要在痛苦的威胁下,才可能获得“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乔键在书中说,人类学家不停地漂泊,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这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但是,他们心中也有一个永恒的信念,“也在始终不懈地寻求一种恒久的东西——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规律和结构。”以我的理解,就是去了解人类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寻找生存本身的意义。
       这就使我感到自己更像一个人类学家了。
       我要去的地方是丽江和迪庆的纳西族地区。
       我给我想要做的事情命名为科学人类学。
        2000年8月23日 北京——昆明之飞机上
       白庚胜与杨福泉
       现在,我已经躺在昆明的白云大酒家。耳边音乐舒缓,造成一种温柔的气氛。
       在离开北京之前的一个月里,我一直不断地试图同白庚胜联系,可是他一直在云南,没有回来。行前给杨福泉打电话,知道白庚胜正在昆明,并得到了他宾馆的电话。这个电话我从北京就开始打,一直打到昆明。他的女儿接了几次电话,但白庚胜一直没有回来,直到夜里12点仍然没有回来。昨天最后一个电话惊扰了白姑娘的好梦,罪过。早晨什么时候打,颇费踌躇,从7点钟起床我就对着电话运气,等7点20拿起电话的时候,白庚胜房间已经没有人了。此后一直没有人接。
       白庚胜和杨福泉是研究本民族传统知识的纳西族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声名最显的两位。
       杨福泉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上次来云南时,曾专程拜访。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纳西族学者,给我的感觉非常之好。我感到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民族,甚至也超越了中国,完全是以一个国际学者的视角看待本民族的问题。这与某些民族学者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杨福泉和我后来接触的纳西族学者使我感到,纳西族学者的整体素质非常优秀。
       上次见面时,我大致向杨福泉谈了我的论文意向,杨表示了赞许。于是我就在我的论文提纲上堂而皇之地说:此选题得到了杨福泉的认可。遗憾的是,这一次却不能谋面。就在我到昆明的那一天,他离开昆明,去参加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例会。
       在选定纳西族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陈久金先生还担心纳西族民族太小,材料可能不够,不足以做成一篇博士论文。不过材料少,正好可以做张辉经常强调的穷尽性的研究。我在搜集关于纳西族和东巴文化的资料时,发现了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论》。神话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也是我的论文不能回避的。在我看来,神话是原始知识的一种表述方式,是哲学,而不是文学。最早的文学应该是童话。白庚胜的书给了我许多启示和信心。相信他本人能给我提供更多的线索。
       四月份来云南时忽然发现,纳西学竟然是一个热门,是国际上的显学。近年来,有许多国外学者都以纳西族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单是白庚胜,就用纳西学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东巴神话象征论》就是白庚胜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论文。不过,从自然观的角度切入似乎还没有人进行。
       白庚胜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北京无缘,希望昆明有缘。但是现在看来,此缘渺茫。
       据白庚胜的女儿说,白庚胜上午可能要去云南大学做讲座。我且到云南大学找上一找!
        2000年8月24日8:50 昆明白云大酒店
       拉长的时间文学与巴赞
       在短期内做了太多的事情,就感到时间被拉长了。明明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却觉得已经过去了很久。
       昨天一早去翠湖宾馆,请大堂的先生把我的一些材料转给白庚胜,然后去云南大学匆匆转了一圈。如果白庚胜在云大做讲座,应该有海报才对。可是,我在云大见到了许多橱窗,却没有见到张贴学术活动海报的地方。只好赶回翠湖宾馆,从10:40等到了13:00。悻悻而去。
       与云南民族报王珂玲约好2:00在民委见面,我提前了十几分钟赶到民委,原来民委就在杨福泉介绍我买书的大观书园旁边。刚刚上任的刘主任给我开了给丽江民委的介绍信,同时强调,丽江民委是云南最穷的民委。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回酒店之前,买了两张上网卡,又买了一张联通的sim卡,手机可以用了。等到晚上才发现,酒店已经封了上网的电话。这两张卡恐怕要废了。不过,卖卡的人说,此卡可以在云南省内使用。我看有点悬。
       找到了云南经济电视台钱映紫,小钱姑娘也是我上次来云南时在瑞丽认识的。我把摄像机打开,就把这个一贯采访别人的电视工作者当成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足足录了几十分钟。
       钱映紫曾自称是白族。白族姑娘以漂亮著称,白族学者李晓岑就自嘲,因为自己还不够优秀,所以娶不到本族姑娘。所以对于小钱姑娘,我完全不能凭视觉判断她的年龄,只能凭理性分析才能得到大致的结论。
       钱映紫对于现在表面繁荣的文学性的人类学很不以为然。她说,其中有许多为旅游服务的成分,比如大理的三道茶,并不是白族民间的传统风俗,而是后来制造出来的。
       我们谈到了邓启耀的《鼓灵》。邓启耀在书中描写了他们深入到曾是猎头族的佤族部落的经历,其中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段落,让我毛骨悚然。邓启耀一行鼓动一个佤族村寨表演拉鼓——就是上山砍一棵大树,取其中的一段做鼓。这个在现代人看来简单的技术工作,在佤族人看来却是一个以猎头为核心的包括一系列宗教活动的神圣事件。自从猎头习俗在五十年代被禁止之后,相关的仪式活动便逐渐消失,几十年中没有再举行过。邓启耀等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村民表演一次。没想到仪式一启动,一些老人就当了真,当年的宗教情感焕发出来。邓启耀写道,佤族同胞几乎在进行一场军事行动,出门前要占卜,举行仪式,一路上各个路口都要占卜。大树选定之后,村民把大树团团围住,用弓箭、鸟铳向大树进攻,驱赶大树上附着的鬼神,然后才开始在众人合唱般的喊和声中砍伐这棵大树。大树将倒时,竟然从树干中喷出一股红色的液体,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而同时,摄像机发生故障,关键的部分就没有拍下来。后来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许多关键的情节发生时,摄像机不是没电,就是带子到头,总是拍不到。但是钱以为,邓所描写的一些关键性的场景首先当以文学视之。
       一个心中有神的民族对自然的感情与现代人是不同的。只有心中无神的现代人才会用现代化的油锯在几天之中剃光一个山头。那么,一个有神的民族是怎样逐渐加入到滥砍滥伐的行列中的?在新技术进入时,他们最初采取的是什么态度?是欣然接受,还是曾经有过抵抗?如何抵抗?这是我此行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钱映紫觉得,人们对于新技术的接受是毫不犹豫、毫无抵抗的。钱映紫生长在大理,大理是一个不大的小城。在她小的时候那里有了洗衣粉,洗衣粉之前是一种深颜色的肥皂,肥皂之前是皂角。可是有了洗衣粉之后,大家都不舍得用它来洗衣服,而是用来洗头。直到现在,她说,家里那边还有一个老太太,一直用洗衣粉洗头,老太太说,只有用洗衣粉头发才洗得干净,才洗得亮。
       钱映紫说到的另一种洗头新材料是六六粉,治虱子用的,洗一次,可以管好几个月。所以很多家长都用六六粉给孩子洗头。
       钱映紫似乎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她说将来还是要回大理或者去一个更小的地方。她的生活理想是开一个小茶馆。每天读读书,喝喝茶,挺好。她喜欢烤茶,就是把茶放到一个铁罐里,用火烤,烤到茶泛出香味时,再冲水,要浓茶,特别香。她对烤茶的描述非常动人。我说:“只有在像你这样的……”,她打断我说:“只有像我这样小地方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房子,完全没有生存问题,也没有多少生活压力,所以才有可能考虑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我在学校教书时也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常说自己在20岁的时候过了一段80岁的生活。每天睡觉、读书、上课、下棋,挺好。从我们学校向西20分钟可以到达永定河河床,我经常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骑车向西,看到红红的太阳落下去。那时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生活下去。可一进城就不一样了。完全进入了另一个轨迹,像有一只鞭子在后面抽着,需要不停往前走,要买房子,养孩子。还有车,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会考虑买车的问题。”
       钱映紫很久以前也曾在北京闯过一段时间,搞记录片。那时吴文光还没有出名。也许钱映紫在那时就意识到,北京是一个不适合她生存的地方,就回到了云南。
       我们聊得很投机,可惜后来吃饭的餐馆太吵,录音没有成功。我还记得她的表情,她的大理普通话的腔调,但是却忘了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话题在不停地跳跃。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谈到了文学,谈到了文学的目的,谈到了女性电影的可能。我说:设备的小型化起码会导致一个后果,即镜头高度平均低十厘米,因为会有更多的女性成为摄像师。钱说:女性与男性肯定是不一样,同一个东西,在镜头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我记得她说起女性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嗅觉常常会起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们还谈到了巴赞。她发了很大的感慨,她说:“大约有十多年没有和人谈文学,谈巴赞了。”也许这样的话题只适合新朋友来谈。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种回到了八十年代的感觉。”文学和理想是八十年代的话题,算起来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现在,她说,在她的朋友圈子中,谁要谈文学、谈巴赞,都会引来嘲讽。诗人早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你才是诗人呢,你们全家都是诗人!”她用大理普通话说。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不过更好听的是她说的大理普通话。——她认为昆明普通话不好听。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瑞丽打牌时她说“摇——电”的情景。——是“幺点”,“a”的意思。
       告别时,我说:“下次我们再一起谈文学,谈巴赞。”
       我似乎引用过王小波的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2000年8月25日 昆明白云大酒店
        2000年9月8日 丽江 地区歌舞团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