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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斯大林》(邢贲思主编的《读懂领袖丛书》系列作品之一,以下简称《读懂》),是我们继《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和《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之后,撰写的又一部关于斯大林的专著。之所以写了这本书,是因为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苏联模式问题,不断有新资料发表,而我们的认识也还在步步深入。
       另外,从五十年代中期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以来尤其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的今天,也很有必要就历史上对我国产生过很深影响的斯大林-苏联模式问题,写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书籍,而不是把这一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少部分专家的圈子里。
       最主要的是,对于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和更好地贯彻党中央所执行的方针路线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不失为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
       提起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必须看到他的“两重性”:即,第一,他曾是苏联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管理一个大国长达30年的最高领导人,他沿袭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方式,手里集中了空前的“无限的权力”,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第二,他又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缔造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虽然他自称是列宁的“忠实学生”,但是他却有从本质上说来,不同于列宁学说的理论和实践。
       这样的两重性集中于一人,问题就复杂了。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同俄罗斯历史上的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等人一样,是成就斐然的“强国主义者”。二十至三十年代,他成功地把苏联经济转变为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备战经济。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苏联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人类的死敌——德日意法西斯。苏联人民的这一伟大贡献是彪炳史册的。其中,当然也有斯大林个人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在《读懂》中也有翔实的介绍。当然,他作为最高统帅所犯的种种错误,我们也做了交代。我们认为,过去人们把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判断。众所周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像苏联一样在战争中同样起到主力作用的,不仅有苏联,还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从俄罗斯本身的历史上看,也有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反抗强敌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辉煌胜利。因此,不能把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正如二战期间,苏联官兵冲锋陷阵时高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口号一样,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内容。相反,在战时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的控制反而有所放松,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果说,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又如何解释非社会主义国家对法西斯作战的胜利呢?如何解释亚历山大一世俄国对拿破仑作战的胜利呢?我们认为,二战中对法西斯的胜利,是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是人类正义战争对反人类的邪恶力量的胜利。
       那么,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又该怎样评价呢?是不是一个好得很的东西呢?完全不是。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点上评价斯大林,他完全是“过大于功”的。如果说,二战之前,实行斯大林体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二战结束后,在苏联面临根本改革这一体制的关键时刻,斯大林不仅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实行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战前备战体制,使得根本改革苏联的僵化模式越来越困难——当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此也难辞其咎。
       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国内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斯大林问题,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当时有当时的特殊情况。一句话,“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对此我们不能苟同。三十年代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苏联二三十年代实行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不论就涉及的范围和被消灭、被镇压、被逮捕的人数,都是沙俄历代君王所望尘莫及的。斯大林镇压的不仅有“政敌”,仅三十年代初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实行的镇压、消灭“富农”政策,据斯大林本人向丘吉尔承认,“富农”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约一千万人(见《读懂》第247页),持续多年的疯狂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据历史学家估计,殃及的人数至少达两千多万人(见《读懂》第293-294页),其实,所谓的“富农”,绝大多数不过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富裕起来的中农和贫农,而在政治大清洗运动中消灭或遭逮捕的“人民的敌人”,则祸及党、政、军、知识界和少数民族干部。斯大林所发起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不仅给二十世纪的国际共运抹了黑,极大地损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苏联抗击法西斯入侵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至于苏联实行的超高速工业化运动,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则是高投入、低产出、不惜浪费苏联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的工业化运动。以后的五年计划政策虽然有所调整,但是情况好不了多少。苏联的工业化耗尽了当时能够到手的资源。尽管如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战后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期间,都发生过大批饿死人(每次规模达数百万人)的反常事实。
       长期以来,关于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原因,多用已经成为传统观点加以解释,即,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迫使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取得胜利。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作“龙头老大”。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从小农社会全面过渡到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列宁认为,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于1924年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在1928年春抛弃了新经济政策。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决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会是单纯地“被动挨打”。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之后,建立起一种完全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体制,即斯大林-苏联模式。
       本书作者认为,斯大林建成的苏联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以个人迷信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专断;(二)以扩军备战为主导的国家统制经济,即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三)以闭关锁国(由一国扩大为一个阵营)这一慢性自杀方式为特征的僵化体制,并满足于这种极端保守和落后体制,还把这一体制吹嘘为优越于一切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最主要的成因,我们认为,主要是重蹈俄国历史传统的老路,是打着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旗号,再现并且极大程度地强化俄国历史上沙俄专制君主“成功经验”的结果。斯大林-苏联模式的雏形,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政治手法、经济途径,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们在伊凡雷帝(十六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亚历山大一世等俄国君主所进行的“改革”那里,都能找到相似的思路和相似的做法和政策。
       斯大林与这些君主有所不同,他不是不想搞社会主义,但是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他一贯把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置于苏联一国的国家利益之下。在这一点上,他和沙俄历代君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对此,莫洛托夫有很好的揭示,他说:“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大致有三条。一是理论来源于他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时他就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没有商品、货币、市场的产品经济社会,他后来从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包括他的晚年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种思想非常容易被落后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俄国人接受。二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贯被置于苏联国家利益之下,来自于俄国特有的“俄罗斯思想”,即认为俄罗斯天生赋有“解放”人类的“俄罗斯使命论”。这种思潮在俄国根深蒂固,是十六世纪东正教中心从拜占庭转移到俄罗斯之后形成的世俗-宗教思想。它有时表现为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泛斯拉夫主义,有时直接表现为“俄罗斯救世主”思想。三是,“左”倾教条主义是斯大林理论的致命特点。斯大林“言必称马列”,但是连“马列”的言论也必须是符合他的“左”倾教条主义或者他的大国沙文主义胃口的,像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恩格斯的著作《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则不在此列。1930年,斯大林亲自指示苏联年轻学者说,“恩格斯也可以触动”。1934年,他带头写了《关于恩格斯<俄国政府对外政策>一文》的“批判”文章,文中对恩格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说恩格斯写文章写得兴奋了,以至于忘记了“最起码、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在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在苏联发表。斯大林不允许。
       还有必要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也曾“照搬”过斯大林—苏联模式,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模式确曾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我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照搬”的严重后果,以至于直到今日我们还不得不为国有企业改革而绞尽脑汁。
       今天,我们有理由说,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然,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错,错的是斯大林—苏联模式。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国家连社会主义也一起抛弃了,——当然,我们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我国,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社会主义就是大有希望的,而这正是我们撰写《读懂斯大林》立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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