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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佐良先生是一位辛勤耕耘、既述且作的学者。他在英国文学研究、翻译、评论、教学方面都有极精彩的贡献,泽被后学。他著述甚丰,专著《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备受重视,以为是其代表之作。但我以为他的《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4出版,以下简称《流变》)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它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研究英国散文发展流变的著作。如果以郎费罗(Langfellow)的《人生颂》为第一首汉译英诗(参见钱钟书《七缀集》)来确定英国文学来华的源头,那么在这一百多年的文学、文化交流中,我国读者和学术界重视的英国文学品种主要是小说、戏剧、诗歌。林纾翻译的固然是叙事文学,严复则注意思想学术著作,后来王文显推重戏剧,燕卜荪(来华外教)介绍诗歌,吴宓、梁实秋、叶公超等人的兴趣也不在散文上,只有青年作家梁遇春对英国散文特别是兰姆兴趣盎然,可惜他流星一现,很早就死了。因此,尽管讲授英语多以散文为例,但专门研究英国散文却一直不是研究界的“显学”,这种情况至今都没有改变。因此王佐良先生的这一工作实在是筚路蓝缕的,它对英国散文发展流程的描述,对各种风格的总结,对各重要作家的评价,对散文艺术发展的得失和各种关系的相互影响的讨论,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所显示的英国散文史的饱满轮廓和丰富内容也足以表明它的独创性和开拓性价值。
       王佐良先生极富文学史意识。这也是他不同于他的同辈学者如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赵萝蕤等先生的地方。他不仅重视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洞幽烛微式的分析,更关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文学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思潮的流动、变迁。这种文学史的整体意识不仅实践在他的几种英国文学史当中,而且也贯穿在这部研究英国散文的发展脉络的专著中:从英国散文的发生开始,追寻各个阶段、时期散文的文体、风格、主题的变化与联系,沿时间的流向勾勒出英国散文发展的主干和枝叶、主流和支流、经典作家与普通作家、重要作品与精彩文笔。这里的丰富性和准确性显然是建立在对英国散文乃至整个英国文学体系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之上。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来说,首要的是视野开阔,要善于判断、择取。《流变》正是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突出每一个时期的重要散文现象及其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突出主导风格和时代主题的承传和变化,如对平易散文传统(从摩尔、德莱顿、班扬、笛福、斯威福特、科贝特,到萧伯纳、奥维尔)的描述和分析,就是把深入发现与宏观整合结合起来,从而描出英国散文发展的生动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佐良先生看来,通常所谓的文学性散文固然是散文史研究的范围,其他的文学品类如小说、学术著作、文学评论、政论、新闻通讯、书信、日记等等非韵文的作品也可以统统视作散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即表明他的这一标准。在其他场合如在他主编的《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一书的序言中他也说到:“文章凡不是用韵文写的,我都一律看作散文。”这一观念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散文观——散文被视作与韵文相对的概念——的影响。它的好处在于,能够以相当宽泛的标准,使得许多文学品类乃至其他文化学术领域的文字作品都能得到审美的考察和文学的估衡,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散文的发展状貌,如历史学家Gibbon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政治家丘吉尔的传记……都进入了他的散文史的撰述视野。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传统来看,讲究词章几乎是一切学者的共同特点,因此非文学的写作也往往具有文学的品质,这种创作特点只有在一个宽泛的散文观中才能得到反映和揭示。当然,一旦这种观念运作在这样具体的散文史研究之中,便出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那就是非散文文字作品只有在语言方面得到关注和分析,其他的如内容、思想等只有回到各自的体系之中,因此总的显现出与对纯散文作品研究和表述不很统一的特点。
       王佐良先生纵论英国古今散文的流变时,不仅表现出对文学史材料的相当稔熟,而且具有一般学者难以具备的对作家写作心法的独到体贴。在论及十九世纪的罗斯金(John Ruskin)的散文时说:“他本是一个写美文的能手,用文字犹如画师用颜色,描绘过山景,云景,街景,特别是建筑,不仅端出一幅幅画图,而且文章讲究节奏,追求音乐效果。但就在这个时期,他也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心,不是只见景物,而是总想到人的情况。”这里没有推理,没有假设,只是将他所看得透彻的作家心境、习惯、观念描述出来。这样作家的创作个性、思想倾向都显露无遗。这种体贴工夫看似轻微,实则是学者长期修炼而获得的才情的体现。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先生就是一个有名的校园诗人作家,这使他对文学作品的感受更为灵敏,对作家创作心境、思维方式的洞察更为精微。王先生显然很注意发挥这种专长,所以在这部著作中,有两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散文作品,由语言分析风格,由欣赏达至判断,以及辨源析流的关联探究的研究范式;一是对精彩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段、句子或篇章的大量译介。一般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但不会像王佐良先生这样大量地采用。“散文史与名篇选读的结合”,可以说是王先生的文学史撰述的一个普遍特点。王先生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要印证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让读者通过对这些典型句段篇的阅读,细察语言及语言之外的东西,具体体贴作家心法。
       尽管在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国本土的文学研究中,对散文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一些成果,但以笔者所见来看,这些成果虽然提供了多种参照,但毕竟约束在各自的框架和论述范围之中,还不见全面整合自近代英语形成以来的英国散文的发展史,更不用说饱含—个东方学者独到会心的散文史著作。王佐良先生的《流变》也就成为一部某种意义上的里程碑,标明了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界对英国散文研究的高度。当然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也感到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如一些评价不那么精确,某些论述不那么透彻,某些个案研究还不很充分,审美视角也相对有限,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拓荒性著作为后来的学者,尤其是英国文学研究者开辟了途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