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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健三郎出现在中国的讲坛上,是一件让人心理不平衡的事情,幸好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出言谨慎,给我们这个文学大国一个面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一书的序言中,大江先生居然毕恭毕敬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向鲁迅先生靠近,这一声呼唤出自异国作家之口,本身就是对中国作家的无形讽刺,眼下新潮作家大都在疏远鲁迅,他们把鲁迅当作一块硬石头,只有远远地绕过他,才不至于被绊倒。即便是那些不敢大声非议鲁迅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与鲁迅貌合神离。在这个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温和文人吃香的年代,人们自以为与鲁迅保持一种距离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论》一书的自序中说:“世无鲁迅,天下太平,世有鲁迅,天下亦太平”,我认为这是一句富有禅意的话。郜先生不仅提醒吃鲁迅饭的研究者不要神化鲁迅,同时也暗示那些认为鲁迅碍事的猖狂小子要有个数。只有靠近鲁迅,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才能够体味到一个博大灵魂的内在力量。鲁迅的世界是一个心灵场和语言场,他的磁力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消退。
       郜元宝认为鲁迅的文学是和他的“心学”一同开始的,鲁迅讨厌那些空心的文学。在那个麻木的、奴性十足的时代,“抚心愁叹”的青年鲁迅把文学当作“争天抗俗”的唯一手段。尽管五四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叛逆者,但是,更多的出走者没有继续孤独前行,不少人“走了一圈又回来”,应验了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预言。鲁迅先生之所以没有昙花一现,不仅是因为他拒绝作“振臂一呼”的英雄,更是由于他所选择的对手是顽固和持久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同“世道人心”过不去,他的目标是清除传统文化肌体中的毒素,所以,他从来都不把得罪人当回事。他当然清楚“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精神遗传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必须撕开面子,狠下心来“鉴别灵魂”。
       鲁迅先生的批判力量来自他对“戏剧本能”的抵抗。鲁迅先生是一个体制外的独立思考者,他一方面拒绝“做戏”,另一方面又抵抗“看客”的角色。由此可见,靠近鲁迅,实质上就是靠近真实。鲁迅所提供给我们的决不是一堆花里胡哨的名词,鲁迅的语言是无法与内容本体相脱离的,他更关心的是骨子里的东西,他清楚:“招牌虽换,货色全旧,全不行的”。某些过于聪明的文人居然把“鲁迅”也当作一块万能招牌,企图为我所用,最终只能暴露出自己的精神缺陷。靠近鲁迅,不是为了“借光”,也不是为了充门面,而是一种生命需要,一种精神血缘的凝聚。鲁迅先生正是怀着“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激情去观照国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遗传的。在一个麻木的时代,作为一个提前的醒来者,唯有具备自剖的勇气才能够承担疗救的使命。郜元宝认为,“抉心自食”始终是鲁迅作品的灵魂。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所缺乏的。要想靠近鲁迅,首要的任务就是拷问自己的灵魂,逃避自我是精神退化的开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峻厉的精神面孔被涂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人们用弗洛伊德和萨特等人的理论来阐释鲁迅的个性心理,其中隐含着一个不好说出口的结论就是,鲁迅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不仅已不适应于今天的语境,而且应当清算一下。有人甚至把“文革”的火药文风归罪于鲁迅。殊不知,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污浊之平和”迄今仍残留在我们的文化空气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比以往更加懂得趋利避害,他们洞明世事却故作懵懂,顾左右而言他,人情练达使他们的文章失去了风骨和血性。这是一种危险的成熟状态。鲁迅先生早已经看透了这些“荃才小慧之徒”的鬼把戏。鲁迅先生饱尝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所以,他并不把所谓的“出路”看得多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把“碰壁”当作了一种乐趣。一个不急于寻求目的和利益的人自然不会在乎各种恶语。无私才能无畏,鲁迅毕生都在消解话语霸权,而压根儿就不想以正宗自居。反抗是出于“深沉的自觉”,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靠近鲁迅,我们才能获得“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大境界。
       靠近鲁迅,不应当仅仅是文学上的一种努力,而是对活着的意义的升华。郜元宝说:“鲁迅并不一味孤愤、沉重,更有轻松、幽默、欣慰和天真。与其说他是中国现代最痛苦的灵魂,不如说他是中国现代善于领略生命的大欢喜的一颗最充实的灵魂”。这无疑是《鲁迅六论》一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鲁迅的心灵痕迹被泡沫般的文字覆盖着,让我们用心靠近鲁迅,去寻觅生命那一段真实和洁白。
       (《鲁迅六论》,郜元宝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