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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的历史小说,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它的独特性,放在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便一目了然。如果某部文学史的史述标准是艺术形式和艺术感觉的现代性、先锋性,高阳的历史小说就会因为过于浓重的传统气质而被排斥在外;又如果某部文学史的史述标准是作家作品与时代(政治的、思潮的)运程关系,高阳及其历史小说又会因为同时代洪流的相对疏离而受到无情地冷落。按照高阳历史小说的传承而言,它更像是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近现代“新小说”及通俗小说的嫡裔。然而通常的现当代文学史走的大都是“五四”时期确立的以西方文学为模范的新文学史观的路,因此,我们便无法看到是否有另一支坚执地在本土的旧文学里寻生路的队伍存在,这使得高阳这样的作家难以得到应有的、及时的学理观照,这恐怕更多的倒不是作家的损失,而是我们文学研究和文化体量上的遗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自然有我们观念上更新的原因(更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省视问题了),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作家作品所赋含的趣味和意义。也就是说,高阳历史小说的特质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同他在历史文化认识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还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小说(包括史传、笔记)的一些写法和气质在当下可能具有的生命力。对于这些特质的阐发,有助于我们思考诸如:传统文学与当代继承、雅文学与俗文学、文化与文学之类的题目。
       最近,读到吴秀明、夏烈先生的一部新的高阳研究专著:《隔海的缪斯——高阳历史小说综论》,该书较为详细地就上述问题作了多向度的考察。他们把高阳的历史小说同高阳独特的个性趣味同高阳可能接受的中西方文化放在了一起,加以论证。其好处在于视野宏阔,可于多头线索的互动中获取独到的见解。如揭示高阳文化观同海外新儒学的关系(第三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考量近代考据学及吴越传统文风、学风对高阳个人及其文学创作定位上的影响(第七章第二、第五节);讲到了中国传统史传叙事结构以及“儒林外史式”的结构在高阳历史小说中的良好运用(第六章及第七章第三节)等,这些大都是此前的高阳研究未充分发掘或发掘不够的有趣的生长点。
       同时,著者又客观地指出了高阳历史小说中蕴藏的“女祸观”,即“高阳对女性干政没有好感”,这显现了“高阳历史观中充满了传统正史意识”。还有,就是高阳历史小说品评中争议颇大的“掉书袋”的问题——腹笥宽广的高阳乐于在正常的小说叙事中穿插许多文化史知识和历史文献(如奏折、书信、诗词等),这是否属于他小说的败笔?著者较客观地指出,这其实也正是高阳历史小说的特点,运用不当之处自然免不了败笔之讥,但有效地运用,也无疑增加了小说文本上的真实性和陌生化等美学效果;颇具慧眼的是,著者把这种矛盾进一步深化为高阳创作实践中“诗化”和“史化”的矛盾与变易,指出随着作者的学者化,高阳早期与晚期的作品基本呈现了一个由“诗化”向“史化”递进的过程,因此,品评高阳历史小说,就应该更多地顾及他个人的史学兴趣。这大抵是一种“同情的了解”的研究态度。
       而说到“同情的了解”,似乎正是该书所努力贴近的目标。这不但因为它辟出了专门的章节讲述高阳的生平故事和性格特点(第二章第四节、第八章等),还在于著者在大量的文本分析之后,总是乐于(甚至急于)把历史小说里的一些人文内涵归诸高阳主体。这中间有一个冒险,那就是著者已假设高阳人与文的高度一致性。而忽略了这中间可能存在的差异。通常要获得更确切的证明,则应该更多一些高阳或知情者在诸如文化观等方面的一手材料。也许,是地域上的限制使著者最终无法获得所需的资料,这给该书带来了一定的遗憾,使那种“同情的了解”无法完美地进行到底。
       此外,该书还论及了现今已成文学研究热点之一的“雅与俗”的问题。高阳历史小说丰富的雅俗含量可算是该问题的一大典型。就高阳历史小说的内质和传播来说,确实具有不少通俗文学的特征,如在华人社会中,早有把高阳历史小说同金庸武侠小说并举的一副对子:“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所谓的俗文学,也正是现今文学雅俗之争的重心。然而,正如吴、夏二君在书中对高阳作品的分析,高阳历史小说又似乎是极雅的东西,他寓雅俗于一体,“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至于文艺理论家王先霈教授反认为:“高阳作品中的历史内容要深厚一些,对于读者的人生体验、历史视野和文化兴趣要求要高一些,客观限制了某些人群对它的接近。”因此,从高阳历史小说的评价出发,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把雅俗的藩篱放得开些。而著者也本可在书中多加一点雅俗相对性(如俗文学经过一个历史流程之后,会被纳入雅文学的范畴)乃至文学经典的终极衡量标准的论述,以此来思考鉴别高阳历史小说的文学地位,可能更具说服力。
       值得赞许的是,该书对高阳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多采取了细读的方式,在申发审美趣味的同对,也兼及了深层意旨的开掘。一部部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胡雪岩》、《慈禧全传》、《红楼梦断》、《王昭君》、《缇萦》、《状元娘子》、《清宫册》……借助着著者流畅的转述与品鉴文字,透达出高阳历史小说的基本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要研究高阳,确有些不易。其主要原因是,高阳所学所写甚为博杂,其主体情志则深具旧时文人的气质,没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及学术修养而单凭文学批评的技巧对他进行研究,恐难深入其人其文。《隔海的缪斯—高阳历史小说综论》一书则庶几避免了这一不足。
       当然,还有不少有趣的问题尚有待讨论;该著部分章节若能梳理、合并得更清楚简约些效果会更好。所附“高阳著述目录”除现有的台湾原版时间及出版单位外,还应整理一份内地的出版目录以方便读者检阅;附录二“高阳研究论文论著索引”可能同样因地域的原因而无法搜集1992年后台湾及海外的研究论文,但内地如邓云乡、周劭等老先生也写过忆高阳的文字,颇有见其为人的参考价值,而笔者1999年亦于《文汇读书周报》见过傅杰先生谈高阳《大故事》一书的评论,这些都是可以拾遗补阙的。
       《隔海的缪断——高阳历史小说综论》,吴秀明、夏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