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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出版者称《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定价32.00元是“一本对中国痛之切爱之深的书”。作者曹锦清先生希望这本书“陪伴一切关心内地乡村社会而无暇亲临的人到黄河两岸走走看看,看看在缺水且人均一亩耕地生存的人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当我们民族的一流头脑钻入全球化、现代化等宏大译语世界之时,看看我们双脚所站定的大地实况,或者是有益的。”曹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还强调:“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结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我们希望能借对此书的评价,与关心中国乡村社会的诸位有所沟通,并提请或许已将农村置于心外的人们,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农民兄弟其实也是在关心我们自身的命运。
       　　　编者
       我向我的一位朋友推荐曹锦清先生《黄河边的中国》时,了解我的朋友反问我:“作为从乡村中走出至今根仍在乡村的一个人,难道你对于农村状况的了解还要求助于一本城里人写的书吗?”我竟无言以对。因为此前我总以为,我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与学界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一样,正是曹先生在《序》中所表达的,以“从内向外看”、“从下往上看”的全新视角,“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换言之,就是这本书未加任何雕琢地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原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场景”。但朋友的话使我对我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而且想来其实我在读这本书时我确实未被书中描绘的“场景”本身所“感动”。那么,我对这本书的钟爱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去年春节夜,我是在城里度过的。午夜,在很遥远的几声鞭炮声中(因为城里禁放鞭炮),无意中再翻翻手边《黄河边的中国》,我竟完全凭记忆去重新体验了一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乡村那种原初的祝贺新年的气氛。于是,我开始懂得,这本书一定是牵动了我及许多有我类似经历的人某根最敏感的神经,这就是我们作为从乡村中出走的一员,与乡村以及城市有着如何的关系,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乡土中国的一员,在今日之世界如何自处。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这几代人都共有的一种情绪与痛楚,就是曹先生在书中也有所表达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辉煌过;但自近代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资本与工业世界竟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尤其因为曾有过的辉煌而使我们这个现代化后来者感到耻辱。于是,由当初的被动地裹挟进现代化进程,到主动地选择现代化。而且那种迫切之心也因当初的被动尤为炽烈。也就是曹先生所说的“穷而急富”。而在赶超过程中,我们又一次以西方世界的标准,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所以,这五十年中的几代人,就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就好像“农业社会”是中国的穷根子,我们急于以工业化来刨掉这个穷根子。从当初的“大跃进”,倾举国之力大炼钢铁以赶英超美;到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洋跃进”;一直到现在我们以为终于找到了市场作为追逐财富的不二法门……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成功了吗?的确,如果套用“译语”中提供的标准,仅以GDP构成看,因为农业以外的产业产值在其中所占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所以,我们算得上是“工业化国家”。但是因为农业人口仍占到中国总人口比重的70%以上,因此,我们仍处于农业社会,仍是不折不扣的“乡土中国”,仍没有摆脱“农”字的根。就好像野火蔓过的原野,草似乎没有了,但根都在泥土中活着。这种“工业国家”与“农业社会”,也就是“译语”中所谓的“扭曲的二元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后来者,乡土中国如果要在今日之世界不沦落,甚至还想复兴,我自己觉得必须被迫面对两个“悖论”,而这却不是我们选择什么战略、我们的为官者道德如何等等问题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方面我可能犯了曹先生的忌,因为我可能套用了“译语世界”提供的思路。但又一想,曹先生本人在书中所谓“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何尝不是面对这两个“悖论”时的沉重。其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的当下,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几乎面临“要么发展,要么灭亡”选择的当下,中国要想生存不沦落,要在与世界强国落差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至少现在能保持平行的发展,怕只能选择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成套价值目标;而中国一旦选择了这一成套的价值目标,“黄河边的中国”之状如曹先生书中所述就不可避免。反之,我们如果自己放弃“赶超战略”,保持自己的发展理路,可能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个悖论,马克思很早就有揭示,所以尽管他是对资本统治最深刻的批判者,但他还是认为任何一个不想灭亡的民族都只能接受资本的统治。其二,现代化的逻辑中,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高速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资本积累;而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仅能生产稍许超过他们再生产所需的小额剩余,所以,农业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试图用“提靴带”的办法来进行,即抑制农业人口的消费,将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夺过来用于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装备,而且,从农民那里夺取得越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现代化速度就越快;于是,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使资本尽快积聚到国家(计划经济下)或少数人(市场经济下)手中,以达到“起飞”的临界点。所以,农业、农村与农民注定要为现代化付出代价;除非这个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这个努力,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在今日之世界自处呢?
       两个“悖论”最后可能会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导向这样的局面:为了国家发展,只能走现代化的路子;为了走现代化的路子,只能实现资本积累;而穷国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只能以“三农”为代价。我相信不少有点现代知识,同时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都思考过以上我提出的两个“悖论”。但人与人不一样。有一些学者以整个国家的效率为取向,以这个国家中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者利益为取向,加之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可以将“悖论”视为“结论”,可以无视在现代化与资本化统治展开过程中受害者现实的苦难。而另一些学者因为存不忍之心,较有人文关怀,因此,注定要在这样的“悖论”的求解中受折磨。然而,“悖论”似乎真的无解,于是他们宁肯有愧于真理也不想有愧于良心,选择了回避的方法,转而注重现代化进程中受害者具体的处境,并为改善这种处境而尽绵薄之力,以求“庶几无悔”。曹锦清先生其实就是后面这种学者。也正因此,书中仍存在的“场景”之外的宏论——包括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很勉强的见解——在行家眼里就不无矛盾与落俗套之处。
       现代化过程中“三农”的代价,最后具体都落实在农民身上。于是,与追赶现代化思路合拍的是,中国农民们普通的心理是想尽快摆脱农民的身份。这种心情与整个国家急于现代化的情绪合拍。但现代化过程却如上文所说的注定是少数人先富的过程,所以,城里人为农民进城早就设置了各种障碍。也因此,出现了曹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农家子弟对城市既羡慕又怨恨”的复杂心理。其实,已经取得了城里人资格的农民子弟也有这样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总试图去掉城里人称谓的“农民意识”、“小农意识”,想彻底融入现代化生活,为此,他们中不少人甚至都以付出自己的尊严与个性为代价,这其中包括我接触过的一些已进入思想界或知识界的农民子弟;而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却总也无法真正切断与乡村有过的血脉关系,而且在城里人的另眼中他们总感觉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中。这种个人矛盾的心境又造就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农村中生长、现在在城市里“发了迹”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反而不言农事,反而更倾向于推进中国既有的以“三农”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表面上他们是“一阔起来脸就变”,但他们内心的隐秘我是很清楚的。如果仅是个别现象倒也没有什么我最担心的是这种矛盾而隐秘的心境会成为我们这个乡土国家集体潜意识中一部分,因为正如一位学者朋友曾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在中国,任何一个人上溯三代,祖宗都是农民。今日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三农”的利润倒逼,也许就与这些农民的后代对农民身份与地位的排斥有关呢。因此,与仅随祖母在农村呆过五年,就说“农民的冷热痛痒与我血脉相关”、“将终身关注农村”,并身体力行写出了《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先生相比较,包括我在内的农民后代,都应该感到有愧。所以,我说我钟爱此书的一个原因是它又再度勾起了我思考我们作为从乡村走出的一代人与城市与乡村应该有的关系。其实,因此,作为乡土中国的农民后代,我们都必须坦然地面对“三农”问题,而不能将其作为我们的心灵的包袱。
       再回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曹先生在书中以这样的言语来比喻农业中国的单纯超赶现代化战略:“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资源而已。”我相信这是曹先生行走过黄河边的中国后一个总体印象。而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与曹先生的结论略有差别:我以为,中国如果仍然选择超赶型现代化的路径,一直走下去,倒不是不可以进入现代化,但那一定是拉美式现代化:为了轻装前进被迫抛下了大量的农业人口。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札记中也以车子作比,大意是说,中国是一辆在泥泞中跋涉的大车,拉车的人吃力,车上的人嫌慢。后来有人出主意说,让车上一部分人下来使把力,使车更快地向前走。结果,车上一部分人下来后,使了力,车子本身也轻了,所以跑得很快,眼看着快步入现代化,但当年从车上下来使劲的人,却被车子抛下了,只得在泥泞中用双脚跋涉,并眼睁睁看着车子上带着一些并没有使多大力的人绝尘而去。这就是少了“三农”现代化的现代化过程。
       但面对黄河边的中国,面对我的父老乡亲,对于如何彻底解决他们的苦难,我与曹先生一样很迷惑;原因仍在于上文所提的两个“悖论”。于是,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十分敬佩曹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对一个大的社会过程的认识,要等到这个过程差不多完成之后才开始”,“说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可以在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我总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指望而且也不相信有任何关于乡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唯一可以指望而且也应该做到的是:有什么具体问题就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比如,农民负担重,就想尽各种方法给他们减负;乡村干部腐败,就想尽办法遏制他们的腐败……如此这般,若干年若干代后,说不定可以走出一条较妥帖的成本较小的路子。而在此,《黄河边的中国》以其第一手的现场资料,也算是给我们各级政府提供了一个寻找农村具体问题及其根源的线路图。这也应该算是此书的另一个贡献。
       我知道我这篇仍很显理性、且带有许多“译语”眼光的东西,在曹先生以及许多《黄河边的中国》读者那里可能得不到共鸣,因此,在结束我的文字前我缀上一点感性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故乡迎接新年时的景象:平日神秘而阴森的祠堂里,此时被一盏大瓦数的灯泡映得通明,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准时带着女人们精心准备好的祭品来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接年”仪式。第一挂鞭炮燃响时,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无比虔诚地跪下了。由于后续燃放鞭炮太密太大,强烈的气浪在祠堂小小的空间里将一年中结挂的蛛网灰尘一扫而光,空气中充满了鞭炮味的浓香。跪着的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口中念念有词,无疑是在祈求另一年的好运。鞭炮声停,三声极清脆的铙钹声似天籁般鸣响,祈福的人们的情绪大概也到了高潮,不少中年人与老年人眼角都挂满了因激动而流下的浑浊的泪,仿佛他们的生活自今晚后会真的变得十分美好。然而,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人们看到小小的村落依旧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地上撒满了鞭炮燃放后留下的无数的碎纸末,并已经沾上了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