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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曾被当作一个“试验区”，那里不但检验着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也检验着各种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至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宏大画面。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 我们也蒙了”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如果不是改革进程，那就是社会风气，是它的早已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1986年和1987年相交的那几个星期，中国人里有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不祥的气氛在中关村卷土重来，较之3年前犹有过之。大家惶惶然走进1987年，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1月6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题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富有攻击性的概念，有些人利用它不但指向那些心怀不同政治见解的文人，而且正在挺进经济领域。多样化的观点、市场化的观点、资本的观点、利润的观点、尊重私有财产权的观点，全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需要一网打尽。
       中关村出来进去的那些人，嫌疑特别大。他们被叫做“倒爷”、“骗子”、“官倒”、“红顶商人”。他们盘踞的白颐路，现在也不叫“电子一条街”了，被改称“骗子一条街”。这“骗子”二字在汉语读音中与“电子”谐音，所以别具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一项调查表明，“官倒儿”就像“骗子”一样，成了公众痛恨的对象。从1986年开始，他们就在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捞钱，越来越疯狂，不过三年便捞进1000亿元，让一个记者不免惊叹：“比印钞机还来得快。”他们如此卓有成效，非因经营有方，而是借助“价格双轨制”大行其道。现在要说的是，1987年的中关村，既是希望之土，又是混乱之地。“希望”和“混乱”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它由万润南当时为四通公司确立的宗旨一语道破：“就是要赚钱。”
       人们有了自己的欲望，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将成为这个国家从今往后一切变化的动力。商业制度的独特气质和文化渊源，使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关村的传统精神不能合拍，关系紧张。
       1987年春天，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山空军招待所召开，到场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吴守伦。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自视甚高，容易激动的教师。1980年他当选为区人民代表，此后连续18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有一段时间，他还是海淀区和北京市的双重人民代表，因而成了一个以评头品足为己任的“职业批评家”。他的最讨人喜欢也最招人怨恨的一个品格，就是什么话都敢说，说话时嗓门很大，绝不容情。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他和他的同伴们总要提出“白颐路问题”，批评的声音特别高。而在1987年春天的这次人代会上，他们的情绪特别激愤，七嘴八舌，其中最尖刻的话有这些：
       “什么科技产业化啊?大街上就看见卖电脑的。”
       “什么电子元件?乱七八糟，分不清啊。”
       “科学家不好好研究，老师不好好教书，全跑到大街上。”
       “做生意比当老师挣得多啊。”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真是不像话!”
       吴守伦后来说，他当时是不偏不倚的。可是旁人都在证明，此人不仅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主持会议，而且正是批评者的领袖。他的一个壮举，就是当场把区委书记张福森召来质询。80年代党的官员可不像今天的一些人，总是权威和正义的化身，就算坐在人民代表中间，也是昂首挺胸，拿着官腔，说出话来就像是在对属下做指示。那时候他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俯首聆听的份儿。这位书记奉召前来，刚刚坐下，惊魂未定，那边吴代表就劈头扔过来一句话：“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是‘电子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
       人民代表在这个春天特别激愤，但问题却不是现在才有的。很多年后官方出版一本《中关村大事记》，里面记述此前两年的情况，说“电子一条街在争议中发展”。这可不是无病呻吟。围绕中关村的批评一直没有平息，举报信绵绵不绝，立案调查也没间断。
       在经过大约6年的变化之后，那些抱有不同看法的人心里十分明白，只有，中南海能够阻止白颐路的影响继续蔓延。他们这些人——科学家、大学教授、人民代表、被打扰宁静的城市居民，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都是有心无力，除了百般呼吁，别无他法。虽然关于中关村的争论在后来岁月里从未间断，但是只有80年代的这些攻击真正出于善意动机，它们是由一小部分正直、勇敢但却保守顽固的人发动的。有些举报者是匿名的，更多的人自诩正义在手，所以并不隐名埋姓。其中有几位把一封举报信直接呈送到中南海，信中指出中关村的非法经营已蔚然成风，其涉嫌违法的事实牵涉到资金来源、恣意涨价、非法套取外汇、偷税漏税，乱发奖金乃至败坏既成的科研秩序，还指名道姓地说出四家公司——四通、科海、京海和中科，作为证据。有位领导人闻讯大为震惊，当即指示属下“认真调查”。
       调查组来到白颐路上，一次比一次带来更多的指控
       中南海发出这样的指示，下级官员是不敢不从的，而生意人对官员动向的格外关注，是个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南海来人了”这件事，在中关村始终都是一件大事，不是让人兴高采烈，就是让人胆战心惊。不过，这一回他们相信，党的领导者放出这话并不表明他已站在反对派一边，所以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调查局面。根据档案中保留下来的文件，调查组是由18个人组成的，他们来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委和工商局。中央办公厅还在等着他们的报告。已经就任市委副书记的贾春旺千方百计地维护“电子一条街”，而市委书记李锡铭也是站在他的一边。两人一唱一和，试图影响那些来自中南海的人，居然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调查报告几乎是在逐字重复李锡铭和贾春旺一个月来反复说的话，最终做出一连串明显倾向“被告”的结论：“成绩应予以肯定”、“应允许一部分人去搞些民办事业”、“要支持，不要卡死”，云云。
       一年以后，也即1986年3月，调查组在换了一班人马之后再次开进来。这一次倒是没有谁的批示，而是源自全国展开的新运动——“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批评者于是卷土重来。他们收缩战线，只把矛头对准那些从兼职中获得收入的技术人员，说这些人即便不是经济犯罪，也属不正之风，必须打击。官方档案中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年代的记录，看来罪名越是具体而微，也就越是不易洗清。
       然而中关村再次逃过一劫。3月20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采取行动，把国家科委《关于明确对技术成果转让的政策界限》发下来，要全国执行。中央政府显然不
       想让国家陷在道德和法律的泥潭里。他们指出，实行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都是科技改革的重要内容，并非“经济犯罪”，也不属于“不正之风”。北京市科委接着公布一份最新调查结论，说中关村的公司里面，“纯粹经商的仅占总数的6.2％”。明眼人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被大大缩小的数字，与实情相去甚远。那时的政府官员也真是了不起，他们袒护“异端”到了不问真相的程度，明知调查人员随心所欲，也就顺水推舟，把“电子一条街”说成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科技力量”。
       当时一份官方文件这样写道。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扩张时期。其实这也是个分裂时期。在这争论不休的年代里，春天是个特别令人激动也令人担忧的季节。每逢此时，总有一队不速之客——调查组来到白颐路上，而且一次比一次带来更多的指控。如果那时候有人拿了这话来预测未来，那就是未卜先知。到了1987年春天，攻击者不仅没有罢手，反而把私下举报变成一场公开论争。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谣言流行在白颐路上，接着又在全国的大城市里不胫而走。根据1987年2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一个故事，当时人们对中关村的看法与官方的调查结论相悖。记者叙述一个技术论证会议的场面，把当事者的名称隐去，后来又证实这是在说“科海”。这家公司到达会场。在签到簿上留下大名。当时这种场合是周营企业的天下，于是记者观察到，人们脸上立即露出不屑。有个人说：“他们怎么也来了?”科海赶紧申辩：“我是中关村的。”那人说：“中关村?那不就是倒买倒卖吗?”
       不满足现状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文人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糊弄顾客。无论你把中关村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总是不能否认这个最明显的事实。这让反对者在道义上站在上风。“什么‘电子一条街’，整个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条街’。”清华大学一位刚校长在会议上这样说。听众哄奘，好像是在鼓励他。于是他接着说：“把我们的教授挖过去了，那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吗?”这话让任冉齐印象深刻。此人那时是北京市科委的一位处长，当时也在会场上。世人对于中美村的种种毁誉，他都知道，可这个说法却是第一次听说。他确信，就是从这时起，白颐路便多了一个名字：“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条街”。
       下级官员对于这种阳奉阴违的手段早已驾轻就熟，同时还是自我保护的天才。在这个争论不休、抱怨不休、告状不休，相互攻讦不休的年代里，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越是私下里闹得不可开交的事情，就越是不会成为党委会议上的公开话题，更不会在那些传之后世的文件中留下痕迹。我们一定还记得，前任区委书记贾春旺暗中襄助四通公司，同时想出一个“不上会”的主意。事实证明这是绕开阻力直取目标的一种技巧，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到了1987年，这一处理纷争的技巧已经渗透到更大范围和更高阶层。有证据表明，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如何回答那些批评白颐路的来信，甚至不止一次来到中关村查问事实真相。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当时在心里一定想着那个问题：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可是居然没有人能够找到答案。“他们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当时的海淀区副区长邵干坤说，“也没有让我们拿出个报告送上去。”这一年白颐路上吵吵闹闹，惹得中南海不是批复就是调查，北京市这两位最高领导者却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也没有颁发任何文件。然而他们的白颐路之行却以一种无影无踪的方式扩展着影响。这有邵干坤的一句话佐证：“他们什么也不说。不过我感觉，支持我们的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年夏天，人民代表的声音归于沉寂，白颐路上的谣言也暂时偃旗息鼓。地方政府终于有机会腾出手来，反守为攻，组织一场规模空前的科技展览会。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得寸进尺。把中关村在社会舆论中的不利局面稍微改变。为了达到计划中的目标，海淀区政府花了40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预算中是没有这笔支出的，所以他们要求科海公司提前支付它的所得税款，而科海在知道政府的用意之后也就乐得照办。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次盛会更能反映当时政府的心机和手腕了。他们把展览会的地点放在圆明园里，前门对着清华大学，中心设在福海，旁边搭起中国科学院的展台。你人民代表不是总要质询么?我就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请来剪彩。把白颐路上那些和技术沾点边儿的产品全都搬来，摊得满园都是，晚上灯光一射，花花绿绿，既好看又壮观。又请60个记者来撰写新闻，请100个警察来维持秩序，告诉所有科学家、教师、学生、政府官员，还有周围10公里之内的几万个农民，不论什么时候来都欢迎，门票一律免费。
       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候官员们如此煞费苦心，不能说全是为了展示新技术——因为的确没有多少新技术可以炫耀，甚至也不能说是为了封住保守派的嘴——因为那些人是无法说服的。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希望中央政府在这场论争中就算不站在自己一边，也能置身事外，不要一道指示下来就让中关村土崩瓦解。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1987年冬天，中南海的气氛格外激昂，共产党刚刚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尽管还是讳言“市场经济”，但却大张旗鼓地谈论“商品经济”了。经过连续7年的自发革命，对于白颐路上那些“叛逆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已十分明白，只有中南海拥有为他们扫清意识形态屏障和道德羁绊的力量。反对派们之所以屡屡造成那么大的麻烦，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阵容强大，或者真理在手，而是因为他们善于拉大旗作虎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1月的最后一周，新华社一位名叫夏俊生的记者，来到中关村，被这里的新气象和新产品弄得情绪激昂。他带着一种振奋的、在当时环境下是“一边倒”的想法回到城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对中关村除了赞扬，就是同情。几天以后，夏俊生听说他的报告居然引发中南海的一个行动，不免张嘴结舌，那是他迄今为止的记者生涯中最大的震惊。
       最迟到1987年12月，一位中办负责人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这位中办负责人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
       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维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中办负责人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维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维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做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维栋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维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联系。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维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做第一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维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这位共产党的调查人员嘴上讲着昔日美国的“曼哈顿”，心里想着今日中国的“中关村”，看来是决心仿效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促成一个重大计划。
       于维栋小组的调查持续了两个月，涉及至少100家企业和所有的政府部门，还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一个又一个会议，不仅面见白颐路上那些最出名的生意人，而且把那些对白颐路怨言最甚的政府官员也都请来了。他声称自己的调查叫“全样本”，意思是“电子一条街”上的所有企业都在被调查之列，一家也不能少。这样一来，数据庞大，于是他又要求科学院无偿提供计算机服务，后者老实地照办无误。这事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是中南海第一次把电子计算机当做调查统计工具。
       我们仔细检查中关村的历史记录，可以知道，由中南海组成调查组，这已经是第四次。然而这次调查不同于以往。中南海似乎对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厌倦了，也不想继续“和稀泥”，至少那些头脑冷静的人在考虑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认真评估这次调查的价值所在，有些人还意识到，这中间有些东西将对整个国家发生影响。根据当时调查组一位成员的回忆，在1988年的最初几周，中央办公厅这位负责人连续三次把调查组召进中南海，先是指示于维栋“把这个调查搞彻底”，不必顾及任何人的喜怒好恶，然后又宣布：“要支持中关村一条街”。在迄今为止此起彼伏的争论中，这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砝码毫不含糊地放到“叛逆者”一边。
       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每年一度的区人代会上，中关村都会成为分歧的焦点。1988年早春的这次人代会依然延续这个传统。副区长邵干坤成了人民代表质询的对象，其中最尖锐最直截了当的问题，还是那一个——“到底是电子一条街还是骗子一条街?你给我说清楚!”这问题几年前即由吴守伦提出，直到现在仍会在代表中引起普遍的激动。不同的是，这一次邵干坤态度强硬，作为中央调查组的成员，他每天耳濡目染，看出中南海正在转向，所以不再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再模棱两可。有人说，白颐路上的所谓新公司其实都是“骗子”。他就说：“我有事实，它是光明正大的，没有骗。”有人说，科技人员的收入太高了。他就说：“一点也不高，是太低了。”有人质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就把头一抬，大声说：“电子一条街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大做文章。”人民代表面面相觑，他们还都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副区长这一回何以如此大义凛然、所谓“大做文章”又是什么名堂。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于维栋正在中南海加紧起草调查报告。他为这个调查已经鼓起全部勇气，倾心尽力，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暴露出一个专业调查人员的局限。他原本以为自己的报告应当是一篇成熟的文章，刊登到报纸上便大功告成。可是当他在2月25日同上级领导讨论报告主旨时，后者却直截了当地说出一个更大企图。“仅仅发表一下，那力度是不够的”，这位领导说，“这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给中央领导一个决策。”财经领导小组将在下周一开会，他要于维栋赶在此前完成报告，“提到会议上去”。
       于维栋感到冥冥之中的那个时刻就要到来，既兴奋又紧张，日夜苦干，到27日下午5点。终于完成最后的修正。这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实行双休日，整个中南海还在工作。于维栋知道领导等着他的报告呢，当即送去。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红机”旁边寸步不离，等待回音。晚上8点钟。“红机”响了，领导说，“报告我看了两遍，就改了一个字。”
       1988年3月7日，星期一，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再次汇聚中南海勤政殿，现在有了既新鲜而又令人激动的议题。这是中关村第一次成为中南海正式会议上的一个话题。中国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些决策人物，当场同意建立一个科学技术园区。当日会议还牵涉到下面这些话题：“搞一个中关村问题的条例出来”、树立“一个样板”、名字可以叫“新技术开发区”、也可以叫“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成立一个委员会”，还有资金问题、贷款问题、银行问题、税收问题、外事问题、立法问题、人才问题、政府各方面的协调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让与会者最为担心。这些人为官多年，深知“屁股决定脑袋”的通病，推诿扯皮，没完没了，所以当场决定，把财政、银行、税收一类的问题全部交由北京市政府全权解决。还授权中办负责人把会议决定转告北京，地方政府“不用报批”，中央政府“不加干预”。
       仅仅隔了一天，3月9日下午2点，中办负责人就把一群官员召到中南海勤政殿，包括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领导者，还有北京市政府的三位高级官员。他宣布“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委托，来传达一个决定”，要在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当日会议纪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全文如下：
       在科技力量密集的地区兴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可行办法。应该允许，但要先集中力量，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搞很多，取得经验后再进步推广。北京市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兴办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值得重视。可以在总结它们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建立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条例。从政策上做出规定。会议决定。在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问题，授权北京市全权负责。科委、科学院和财政、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不要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