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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来看,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思想的改造,人文知识分子则完成了从“个人话语”为中心到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文学在走向真理之途中,不再是抒发自我情感、表达“个人发见”的艺术手段,而是参加革命的一种方式——在走向社会之途中,作家由“自我”融入“大我”;在艺术个体与社会本体之间,作家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后者,个人只是社会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符号。
       在这种情形下,正如舒芜在《论主观》中陈述的那样,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有很旺的心气,精神上几乎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从中国人民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因为是从禁止和迫害中抗争而出的,便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所以,当胡风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知识分子采取了对胡风进行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不是在利害权衡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真诚的“道德”姿态。于是,评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面目,就不能离开这个历史的“原生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胡风的批判和“背叛”是理所当然的,它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观诉求,并代表着“正义”的方向。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上,一味地指责舒芜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不是一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摆脱历史的“催眠”作用,建构历史理性的问题。同时,对舒芜个人的激烈指责态度,也正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评判能力的低下和道德评判标准的原始,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建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理性的历史观评判,当时的知识分子好像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因为真理都是相对的,道德标准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尺度,作为此时代中人,必然要遵从本时代的主流,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离开常识的判断是高谈阔论,是虚妄,声调越高,误人越深。以此而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舒芜的出现是注定了的,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
       所以,既然“舒芜事件”是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就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在抽象的“人性”层面琐屑地摩挲。记得在“文革”中,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既然“舒芜事件”已经上升成一个政治的事件,就不能漠视其“政治”因素。否则,就显得知识分子过于一相情愿,过于天真与自虐。并且,在清算旧的不道德的同时,我们又结下了新的非道德之果;那样,我们的后人,也许懒得再跟我们清算,但他们绝对会把我们作为旧道德的遗老来嘲笑。
       因此,我同意祝勇先生的观点,对“舒芜事件”的反思,我们不能拘泥于对具体人和事的反思,作个人恩怨与是非的评判,而是把反思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进行——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寻找操纵知识分子乃至人类精神的那只看不见的“魔手”;反思往昔,正是为了找准建构新道德的理性坐标,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今人的使命。因为历史并没有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弱点也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所作的事情,很多是重复前人作过的事情。对前人的批判,必须与自醒和自警紧紧结合起来。如此反思,才能使前人的代价没有白付。从这种意义上说,舒芜的不曾忏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块永不痊愈的疮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其警示作用,会变成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