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作为搞经济学的,本来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文学界的事进行评判。但既然来了,我就说两句。
       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先想到利益二字。比如说,对于舒芜与胡风之间的恩怨,刚才人文学者谈背后的人文关怀问题,谈背后的道德底线问题,谈背后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问题,而如果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一切都无非是利益。
       舒芜当初为什么会背叛并出卖自己的师长胡风,有人说是一时糊涂,有人说是以求自保,从经济学角度,都不是。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事,完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比较了当时条件下背叛与出卖自己师长所有付出的代价——比如失去了朋友与信誉,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成本,以及背叛与出卖自己师长后预期所得——比如能调到北京,能得到政治上的好处,也就是经济学上的收益。觉得两者相抵最后是净收益,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事。为什么“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也很简单,因为与这种人交往,预期收益没有了,相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如不交往。而为什么祝勇与余世存等年轻一代的学人现在提出为舒芜辩护?有人说是“隔代理解”,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作为局外人,首先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相反在他们进入知识界过程中受到了舒芜的支持。况且,提出为舒芜辩护还可以“得眼球之惠”,所以,他们这样做也就毫不奇怪。
       经济学就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海尔布鲁纳叫经济学家是“世俗哲人”。加里·S·贝克尔用经济学解释爱情与家庭。结论很简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是因为选择这个人比选择那个人比较收益要高。什么爱情,都是扯淡。你选择生几个孩子,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取决于你预期将来可以从孩子身上得到多少回报。什么亲情,“你丫装孙子”。人文学者受不了这样的庸俗,但贝克尔却就是凭这几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所以,不要不服气,更不要生气。尽管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撇开经济学,我倒希望我们知识分子能超脱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记得孟子说过,“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对于一般人性的观察;但孟子还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不同要求的。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太少。从我手头这本《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看,并非如我以及大家想象的,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大多数都不是出于自保的表态,而是落井下石。还有后来的“文革”。现在更多的人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不光彩的记录。现在我们老说彻底否定,以为自己自觉了,但从许多人的文字中看出,他们之所以彻底否定,不过也是利益两字。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似乎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一说到彻底否定,就搬出当初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在“文革”以前,也曾经“阔过”。当然,承认利益两字,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恰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再回到舒芜这件事上,祝勇先生说他的考虑是将人们的眼光从舒芜这个人身上转移开,投向造成这个悲剧的更广阔的制度背景。在讨论“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也说自己没有责任,一切过错都是我们这样体制造成的,所以个人不应该忏悔。我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制度是一回事,我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所以我也许比一些人都清楚其重要性。但具体到每件事如胡风事件上,局中人该负什么责任就应负什么责任。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情怀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自己在胡风冤案中以及“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中的表现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为政者为“文革”忏悔。至于制度,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制度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制度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也只有行为主体忏悔了,才能对制度从边际开始进行一点点的改进。
       道德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舒芜之所以不能得到原谅,而其他人得到了原谅,就是因为他突破了这个底线。我个人认为,这个道德底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有最基本的信用;在人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要有最起码的认同。但就在我们思想界偏有一些人还在不自觉地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过去的一年中,有两件事我认为有标志性意义:一件是余世存、祝勇等先生为舒芜的辩护。其实,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舌粲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件是朱学勤批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朝遗老的不降清,认为是受到民族主义的毒害。他原来批狭隘民族主义,我认为有理,可他一直批到文化民族主义了,批顾炎武、黄宗羲了,就彻底地解构了中国人对作为一种文化的中国的认同,就太过分了。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雨之所。那时,我们面临的仍是尴尬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