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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舒芜,我已经说得太多。我先后写过四篇文章,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篇,即发表在1999年第5期《黄河》上的那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后来收入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禁欲时期的爱情》一书中)。那篇文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史实部分和观点部分。我的观点和他人有分歧,这是可以想见的。每个人都有他评鉴历史的权利和视角,如果每个人的观点都完全一致,也就没有必要看别人的文章了。其实史实部分,分歧也是巨大的。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这些史实对于判定舒芜事件的性质,是十分关键的。在那篇文章里,我着重引述了当时向舒芜约稿并到舒芜家取(胡风的)信的叶遥同志的追述。在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如当时《人民日报》和中宣部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出来陈述真相的时候,叶遥的叙述弥足珍贵。我的《存》文近两万字,很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舒芜在整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负什么样的历史责任,都讲了我的看法。那篇文章里说过的话,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想,关心舒芜事件,与关心舒芜是两回事。关心舒芜事件的人是很多的,但大多是出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心,至于舒芜个人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目前的争论,不外乎有人强调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的作用,有人强调体制的作用。其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心里其实都不否认另一种观点的正确性。
       许多人都在批评舒芜未曾忏悔过。然而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捡好听的说,即使作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作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联想到基督教里的自我忏悔传统,便不由得不对别人家的好东西生出几分敬意——在万能的主面前,对自己的错误言行狠挖一番思想根源,可以得到主的指引,自己也可以谅解自己,而不致被罪孽窒息。西方人的忏悔是经常性的,他们试图经由忏悔,而走上自我救赎之路。
       这样的差别其实可以上溯到很久远。中国的《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的《圣经》则认为人类生而具有“原罪”。同样是“经”,中国人生下来就是好人,至于是否变坏,那是后来(即教育、社会等)的事;而外国人则生而有罪,是否变好,要看自己的表现——对自身的罪孽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表现较好的,可以得到主的宽大处理。中国人之不擅忏悔,乃文化传统使然,绝非个人刻意所为。
       然而自认“性本善”的中国人历经的黑暗历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所有的黑暗又都是人造的,并非来自上天的惩罚。所以终于有人看不过眼去,提出了引入基督教的忏悔意识,进行灵魂拷问的合理化建议。当然,已死的人,即使罪大恶极,也被免于起诉了,活着的人,自然在劫难逃。于是,在“胡风集团案”中蒙受不白之冤的老知识分子们,把舒芜当成反动典型,余杰揪出暗藏已久的“文革余孽”余秋雨,大有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气势,不达目的,绝不收兵。其实,从那样一个畸形的时代中搜寻出这样的案例来,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用不着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具有成就感。比如改革文学的开山者之一蒋子龙先生,“文革”中就写过《铁铣传》以及一系列歌颂小靳庄的作品。毕竟人们都是从那个时代里走过来的,除了个别的人或神,个人的选择余地极小。所以按这样的程序一个一个地揪斗下去,即使再过一百年也揪斗不完。因而,不要说将舒芜、余秋雨打翻在地,即使将他们打死也无济于事,因为还有更多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某某某,你为何不忏悔”这样的句式,其实就像牛顿定律一样可以普遍应用.把谁的名字填进去都不算冤枉。
       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规则一经确定,你就很难改变它。像老舍、傅雷那样赴死固然壮烈,活下去无疑更加艰难。不论是舒芜,还是余秋雨,无疑都需要进行忏悔——无论他们对于当时的洗脑,是主动地迎合,还是被动地接受。然而更危险的可能却是,某个人的忏悔反而使更多的人心安理得地睡觉去了,仿佛真凶已验明正身,其他人也就清白了;仿佛那被指定忏悔的人真的很有能耐,可以制造出漫无边际的灾难.而那更多的自认为如天使一般纯洁的人,对真相进行追问的勇气和良知,则在一己之快得到满足之后,很轻易地被打上了麻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一提“十年浩劫”,就归罪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破坏。“文革”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这样“一言以蔽之”,把罪名往林、江集团身一丢,就万事大吉,如此“反思文革”,未免太轻巧了,很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使国人对历史的反思走向深入,从根本上杜绝“文革”悲剧的重演。当然我这样说,绝非为林、江集团翻案。他们死有余辜,罪有应得。然而,对大多数善良的人来说,为什么昏昏沉沉地跟着他们的步点走,就颇是个问题。邵燕祥先生在他的《人生败笔》一书的序言中,坦诚地说:“当林彪、江青们在台上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反对他们,而是像征引《毛主席语录》那样,把‘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话奉为圭臬;形诸语言文字,还很有一点奴颜媚骨呢……”其实,邵先生是道出了当时多数人的真实状态,只是别人未必像邵先生那样有勇于自揭疮疤,“触及灵魂”罢了。
       当然,自我忏悔者不是没有,周扬就算一个——如果我们把他晚年的道歉视作忏悔的话。劫后余生,周扬究竟当面向多少挨过整的知识分子道过歉,无人统计,至少有几十位吧。这固然是一种大勇气,然而这离真正的忏悔还远。因为经历过错乱年代的人们所犯的过错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失误出现惊人的一致,只不过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有所不同,那么,这样的过错自然就与小偷小摸一类的个人行为不同,如果不涉及体制、精神源流等因素,就如隔靴搔痒一般不起作用。正如青年思想家余世存君所说:“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不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环境里,人性是合情合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在迷失与回归之间》,载《书屋》2000年1月号)忏悔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其实,舒芜也并非没有忏悔过,只是他的忏悔超脱于剪不断理还乱的人事纠纷,而潜心于对思想线索的梳理。比如他从周作人的世界中解读文化被政治利用的悲剧,从对古代权力社会的透视中表达对极权主义的蔑视,从对个人追求光明而终沦入昏聩黑暗的异化过程的反思之中显出对回归五四的渴望……面对凝聚了一生血泪、厚达七百余页的《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一书,我实在不能不将它当作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对自己和自己同代人的一个交代,不能不视其为一种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这种忏悔,恐怕比周扬的口头道歉更加真诚,更加珍贵,更加令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真的像想象的那么没有出息。
       舒芜只是做了他该做的。就像公务员奉公守法,不应该当作好人好事到处表扬,因为那是对他起码的要求,倘未做到,倒是他的失职——顺便提个建议,我认为电视里报刊上没有必要到处宣扬某某某是奉公守法的好干部,免得让人误以为这样的人是少数,还得当成新闻来报。在忏悔问题上,同样没有必要老是眼睛盯着别人,应当尽自己的责任还是耍花肠子,大家都心中有数,也就犯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