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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欢迎祝勇先生的反批评。见仁见智,各说各话,学术才会活跃、发展。我尤其主张指名道姓、针锋相对的驳诘问难,认为这样可以培养人们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责任感。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今天的教育、文艺、学术都至关重要。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中,就是含着各抒己见和相互批评。北大教授梁漱溟先生是“新儒学”的一代宗师,他在自己的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点名道姓地批评自己的同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先生。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哲学、文化比西方高得多,将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天下,怎可舍弃自己的一流精品去膜拜西方的“二流文化”呢(大意)?胡适则撰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批评(见《胡适文存》)。但是,梁、胡二人的激烈论战,并未导致谩骂诬蔑、人身攻击,二人都很有“雅量”,都“与人为善”,都很有“绅士风度”,他们仍然在北大的课堂上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点名批评。五十年代后,台湾、香港的“新儒学”派(即梁漱溟先生的晚辈如徐复观先生等),就不如梁先生有雅量了,他们大骂胡适,甚至骂他是“数典诬祖”的“奸恶小人”,这就远离了蔡先生当年的“兼容并包”精神,狭隘了,过分了。
       在我们今天的文坛和学界,距离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似乎更为遥远,点名道姓而又与人为善的批评迳如凤毛麟角。之所以如此,窃以为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过火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每次运动都要揪斗一批人,点一批人的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抓“走资派”,揪“反革命”,批“反动权威”……不知点了多少人的名,也不知害死了多少好人。这样一来,人们心有余悸,谁还敢点名批评别人呢?即使是学术争论,谈不到“上纲上线”,但还是不要点名、含糊其词吧!
       二是近年来文坛出现了一些“痞子”作家和文人,他们拿骂人当饭吃,不管死的活的,逮着就骂点名道姓,狗血淋头,这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胡咬乱骂,大大倒了人们的胃口,也鱼目混珠,败坏了严肃的点名道姓的学术批评的声誉。
       三是庸人哲学盛行,“犬儒主义”盛行,在学术上搞明哲保身、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有人连点名批评的学术争鸣也看不惯、不习惯了。甚至有人诬蔑尖锐泼辣的学术文章为“文革遗风”,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性质。
       因此,我欢迎祝勇的反批评,也欢迎他把我的文章附录在他的集子中。真理愈辩愈明,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
       至于舒芜问题本身,我的文章已说得明明白白,不再饶舌了。我很同意丁东的意见: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即为人处世,不能违背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准则。既有历史感,又有道德感,就不致纠缠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