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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868年的日本德川时代,常常因表面的宁静而被人忽略。事实上,在这268年的背后,涌动着全国市场的建立、货币经济的胜利、都市化的不断发展、武士阶级的贫困化和商人阶级的富裕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激流。其中众多变革直接导致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和“二战”后新日本的勃兴。罗伯特·N·贝拉在他的博士论文《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里,“试图揭示出日本的前现代文化渊源是如何有助于解释这一成功的”。
       这一颇具匠心的视角为本书的特色作出了证明:“把由更为关心远东文明的人本主义学说发展而来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源自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前言》),从而建立起一个现代化视野中关于东亚传统的研究体系。贝拉继承的理论衣钵,主要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导师帕森斯的“类型变量”、“行为维度”的社会分析方法。韦伯的思考重心在其大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露无遗,即注重宗教伦理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政治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从传统主义中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神圣的再定义,使人与神的关系的新概念对世俗的理性支配成为一种宗教义务,并且产生导致普遍主义和业绩的价值的倾向。
       不过,韦伯并未将日本的成就纳入自己理论的框架之中。这为贝拉的学术目标的进一步实现留下了空隙。根据帕森斯的理论,贝拉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亚系统的图示,将社会结构分成四个维度,即经济系统—经济价值—“适应”维度、政治系统—政治价值—“达到目标”维度、文化系统—文化价值—“潜在性”维度以及整合系统—整合价值—“整合”维度。这是全书颇有新意的一个部分。在贝拉看来,日本的价值系统是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的(而中国以整合价值占首要地位,更多的强调和谐统一),因而,其制度特点表现为人们牢固地与集体相联系,对首领无比忠诚。这种忠诚“不仅仅意味着被动的献身,而是能动的服务与表现”。在德川时代这一前现代社会里,以“忠诚”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必然导向“达到目标”的社会发展诉求。贝拉在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了日本最为特殊的武士阶层及武士伦理。武士要对藩主忠诚,全体民众要对幕府将军忠诚,所有的日本人要对天皇忠诚。历史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阶级等级制度地位的关系日益淡薄,财富的天平发生倾斜,即使在寻找纠正这种不均衡的过程里,也没有一个阶级去攻击中心价值系统。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民情条件下,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政治理性化可能与经济理性化一样,在社会的变革中拥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所以,贝拉在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决不能看作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德川时代,“不存在直接攻击‘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
       韦伯曾用“现世禁欲主义”(this-woddly asceticism)描摹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宗教对勤俭、敬业、惜时、俭朴等商人伦理的影响。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贝拉讨论了石田梅岩及其创立的心学运动。心学曾是对德川时代普通民众的道德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一。石田梅岩所追求的“道”必须置于这样的意义上来认识,即“抛弃自我,实践道”。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消除欲望。其途径有三,一是冥想实践,“心空”而“知性”;二是通过禁欲主义实践,剥除利己心及利己欲望;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献身于自己的义务和职业来消除利己之心。显而易见,心学的理论与实践,极大的强化了忠诚、孝道和对职业的献身精神,其产生的动机有利于经济的理性化,同时也为单纯的泛道德主义的伦理训诫赋予了活力。心学是一场商人阶级的运动,它使商人在经济领域里承担了与武士类似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心学强调勤勉和节俭,注重生产率,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进一步讲,心学提供正直的普遍标准,主张尊重契约,并从宗教上加以强化”。这样一来,“在城市阶级中,心学就必定被视为有助于培养对世俗的工作采取严格的、实际的和始终如一的态度”。至此,德川时代的隐秘——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在韦伯—帕森斯的理论框架中获得了一个比较自洽的诠释。
       尽管囿于个案的分析,贝拉的著作中弱化了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日本社会的变迁(参看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弱化了对日本宗教的必要的批判(参看书末丸山真男的评论),但它论说的过程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何以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成为唯一一个将自己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非西方化国家?传统在社会的转型期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究竟拥有怎样一种隐秘、强大却远未为我们深刻体察的力量?“老内圣”(例如“新儒家”)能否开出“新外王”?凡此种种,可以说,贝拉的著作为我们开掘了关于日本和日本之外,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思考之源”。
       (《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贝拉著,三联书店出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