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守旧已经成为彻底的贬义词,再也没有人肯像辜鸿铭那样以保守派为荣了。其实,思想是否解放,并不是以是否符合时尚标准来衡量的,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最根本的事实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不可能整齐划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固执己见不等于愚顽,只有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人才会拥有真理。随风倒的人之所以不会落上个思想保守的名,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只能态度暧昧,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这种人坐在一边静观其变,玩的是小聪明,虽然能够少吃亏,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内心的虚伪。
比如说,好几门功课不及格的中学生韩寒写了两本粗浅小书便口出狂言,居然还震倒了不少人,其中就有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他们明明心里反感得要命,却不明说,唯恐成为“素质教育”的对立面。而一些专家站出来为韩寒叫好,举偏课的钱钟书上清华之类的例子,积极地论证韩寒现象的合理性,无非是想表明自己的思想何等开放,观念何等超前。笔者这样说,绝对不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曾与这样一位“开明”的教育专家谈起韩寒现象,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真实意思与文章中的表白大相径庭,笔者问他何以搞“两面派”,他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教育界兴这个,如果你还写文章让学生老老实实背题,按部就班地学习功课,岂不成了跟不上形势的老朽?我于是顿悟了,难怪《上海宝贝》等“另类”作品出现的时候,文坛上叫好声不断,讲出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先锋理论,其中不少批评家根本就没有细读过这帮年轻作家的作品,他们随声附和的目的在于声明自己不是“卫道士”。不要以为卫慧、棉棉是“酷毙了”、“帅呆了”的酷哥辣妹们捧红的,说实话,他们在文坛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真正起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些害怕跟不上时代的老东西。他们的溢美之辞虽然不是发自内心,却也闹得沸沸扬扬,让人怀疑这些老家伙是不是也春心萌动了呢?其实,他们又何尝真心为年轻作家们做嫁衣呢?他们追逐热点,胡吹乱捧,意在显示自己思维活跃,不僵化,不死板,不教条,永葆青春。
思想解放一旦成为一种表演,问题就麻烦了,因为真实想法得到了遏制,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扮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你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稀里又糊涂!这个世界热闹事又如此之多,大凡是新生事物,新潮的东西,不管是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假惺惺,故作姿态,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说好。女志愿者当街派送安全套,甚至进了校园,这样的事情,退回20年肯定有人惊呼有伤风化,大逆不道。而今,却很少有人出来说“不”,即使他心里面恶心,表面上也是一副“欢迎新生事物”的表情。中学生早恋,出入酒吧、歌厅,进行高消费,许多“开明”的家长对此却一点反感都没有。既然家长如此想得开,如此新潮,别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如果你不识趣,好言相劝一番,人家定规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旧框框不放”。这是一句很厉害的话,说你保守,就证明你目前已经失去了发言权,假若再喋喋不休的话,就是自讨没趣了。有人在网上发了篇文章,题目是《拒绝和70年代的人交朋友》,作者表达了对一种浮躁的文化现象的批判态度,结果招惹了年轻人的一顿好骂,他们大多不从观点上正面反击,而是一口咬定:老先生,你该歇歇了,没人再听你讲过去的故事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态,新的不等于好的,旧的不等于是坏的,把“思想守旧”当作一顶帽子看谁和自己过不去就给谁戴上,这是“文革”遗风。王朔提出要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以前”(《美人赠我蒙汗药》)。这难道不是典型的造反派心态吗?
追逐时尚是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现代人在拷问传统、怀疑权威、揶揄圣贤的过程中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但是,有些人的新潮姿态是硬撑出来的,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因为“新”代表着权力,“新”意味着魅力。“新”是一张万能招牌,凡是打出“新”的旗号,便一切免检,畅通无阻。反传统成了一些混账小子的成名秘诀。余杰就认准了这一点,他声言自己坚持的是“否定性的写作”。把旧的东西骂个狗血喷头,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战斗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十分安全可靠,起码不至于得罪当下正说了算的人。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要怀疑一切,那么你将怀疑不了任何东西”。一味趋新的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他连自己的来历都不敢承认。黄仁宇称王莽这个眼高手低的“改革专家”是一个“大书呆子”(《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最踏实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老老实实地走路,何必去赶那个时髦呢?吴宓面对一个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表示“甘为时代之落伍者”。他的保守是真诚的。
金庸对自己传统的一面毫不掩饰,他说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我能改则改,改不了也没有办法”。
这是对付新潮人士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