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盐铁论》,实乃千古奇书,以规模及类别而言,古往今来著述之林,也极难找出同类项。
对垒双方,当朝的知识分子——桑弘羊之属,和清流知识分子——文学、贤良之属。
其重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集权,后者主张分权。
(文学并非后世的文学家之侪,文学乃儒者,所谓“善礼乐典章”,即文化、学术、政经之精英)文学、贤良“祖述仲尼”,在当朝,尊董仲舒为祭酒。抨击商鞅的“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他们反对“与小民争利”(汉书,董传)。
王利器整理《
盐铁论》,写有近二万字的长文。竭力为桑弘羊辩护,多有昧于大义之处。鞭扑文学、贤良,指其为鹦鹉学舌,复古,阴谋诡计,血口喷人等等,说董仲舒“发泄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的阴暗心理。”帽子老大,吓人兮兮,新社会能新到哪里去?
王利器先生更以为,董仲舒等人对经济制度大改革不甘心,遂“诬蔑为变古有灾”。此说未当。
古与今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古与今并不绝对能以落后、愚昧和先进文明来作分野。另外,迁流的时间必与常驻的空间(地域)相联,始有比较的意义。2000年的某些地区较1900年的某些地区更要野蛮、伪善、专制得多。
清流知识分子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非鞅篇)又说:“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僭急之臣进……偷合取容者众。”(刺复篇)
桑弘羊也有他的道理:“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得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园……吴、邓钱布天下,故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错币篇)
对同一种现象,双方各以不同观念契入,先入为主,自说自话。若力耕篇论及丰年凶年对付之法,俱引《
诗经》同一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来得出相反结论。
大夫说:“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说:“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俱见力耕篇)
大夫言论似有不执着于小农的“进步”倾向,但焉知不类今之“金融泡沫”?文学言论看似保守退缩,而人之能得保命,繁衍,一切尚须索诸田园土地,斯为根本。
<二>
《
盐铁论》双方辩论达十万言,论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文化史罕见文本。辩论中,各各强调本派认定之观念,不依不饶,略无倦色。但均有流于极端片面之处,辩至激烈时,俱舍本逐末,且无限放大这个“末”,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如大夫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篇)明显漠视农业,强调术、势,必流于巧取豪夺,就当时而言,一切生活物品俱取诸土地,舍此无异舍本。有时候,说话间,或莫测高深,或离题万里,或跌入对方观点,替别人说话的情形也是有的。
涉及当时“意识形态”根本关节,如《孝养篇》谈孝道问题,则双方发言不敢有根本分歧,只是就如何尽孝即物质手段的高下,投入量的厚薄上有所争议,文学、贤良以为诚敬在孝道中为首;衣食供养有多少是多少,为次要;大夫、御史则以为当言华车轻裘,那才叫有面子!否则,爹妈肚皮里尽是青菜,那叫什么日子哟!(老亲之腹非唐园,唯菜是盛,虽欲以礼,非其贵也。)但于孝道本身,双方之尊崇则一。有似今之某些独裁小国,行专制虐民之实,而其对外仍盛称民权人道,盖以斯为世界进步之普遍价值观。这一步辩论是典型的“曼辞以自饰”(太史公报任安书语),但结局也隐然在目,假如盐、铁专卖,豪门垄断,则尽孝道可亟改为斗富炫贵,而小民噍类无论如何匍匐也跟尽孝无关了,长此以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成一恶性互动之趋势。
因文本的复杂性,故后人看法因循之而根本对立。双方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致有大钻牛角尖之处,不堪细究,又必须细究。后人将双方的争论附会为儒法之争,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多打压文学、贤良这一派。当然文学、贤良之说也有跟人性相违之点,贻人口实。
双方各有道理,各有依循,各有逻辑,辩驳中,多以比喻设辞,比喻起头,中间又埋伏不断之譬喻,寻求突破张扬,致整部辩驳,幻出奇彩,绚烂夺目,精光射人。
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为“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
以孙先生这样的炯眼达识,伟岸胸襟,于此事也竟看走了眼,倒也不奇怪,清末民初的政象崩离之势,迫使其思维往集权一方靠拢,但孙中山毕竟是孙中山,他一方面却又是很矛盾的,同一段话中,他还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章)客观上,又与文学、贤良之意见同一机杼。总之,他意在借题发挥,所评与本事故实已无大涉。
来本,桑弘羊的改革,是针对汉武帝征伐四夷,导致国用空虚而发。派遣经济官吏到各地方,直属中央,“尽管天下盐、铁”,贵卖贱买,差不多提前两千年培养几多“孔祥熙”,所耗征战军费,尽取于此,战争毁灭性的奢侈耗费终必导致赤骨露体的恶果,后果尽由底层小民分担,这样的改革,无论出发点为何,皆必走样,集权困扰,竞争不公平,民用日穷,终必引致社会震荡、人心不安,所以,文学、贤良之议,“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说一千道一万,总还归纳到关心民瘼的轨道之上。
先做一儒法斗争的死框,硬套在两千年前智识者头上,已是居心叵测。谓其时儒者酸腐,落后,保守,顽固,更是厚诬古人。
<三>
以《
盐铁论》关涉方面众多的缘故,半年来屡读屡叹,颇感困惑。寻绎后人于此事所发议论,有不得要领者,有令人啼笑皆非者,及读马乘风先生议论,乃大为服膺,其说有根有据,最为明智通达,直击要害。
民国经济学家马乘风先生193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其巨著《中国经济史》,下册第一编论及《
盐铁论》内外,可知桑弘羊已开买官卖官之先路。贵戚佞臣即有钱人,更以钱赎罪,骄横不法之暴行遂得一法律上的保障,“政府只知道要钱,所以有钱的人,便为政府所高看,但有钱的人并非傻子,彼等所以用金钱买官爵,无非藉此可以搜刮得更多的财富,买得官爵之后,必然要大肆榨取。”“武帝时财政困难,故举盐铁专卖,仅就此四字来说,无从评定其良恶,有此卖一举,私家制售被杜禁,似可由此齐众庶了,但是,事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反而弊端丛生,政府只顾到收入的增加,蔑视了使用者的利益,官家全权在握,自由操纵价格,且以一般人们须臾离不开盐和铁,对于任何高价只有忍受”。这就是说,给“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开了一条通衢,小民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吗?“猪肉不配姜,食之发大疯”(本草纲目,卷五十),豪族与官府是猪肉,谁来作制衡约束他们的“姜”呢?无人,无法。专卖久行,必发“大疯”,可知矣。
马先生更一一列举专卖之弊,如质量滥恶,农民不堪;官商不顾农民实际,细小农具不屑一制,种种恶果相应而来……显然,桑弘羊等的政策,与民众的勤劳美德恰成天敌,为什么呢?打杀了积极性嘛。自由经济的分子,也由此而堵死,社会不通,噎塞之病遂生。同时道德纲常之失却公信力,也正由此辈的上下其手。
对于桑弘羊,马乘风先生说他是“事析秋毫的用尽一切心计,去剥蚀大众,把剥蚀的成果,一半供给统治阶级,一半装进自己的私囊中。”而王利器先生以为弘羊是“杰出的政治家,在针锋相对(对文学贤良)地批评文帝之政的同时,还对症下药,提出政权统一的根本问题”云云,对照观之,高下明暗岂非一目了然?
<四>
盐铁问题引起的大辩论牵涉极大。西汉昭帝刘弗陵照准。会议主持人是丞相车千秋;最初发起人,又是杜延年,他鉴于国政流弊,向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献策,征召全国各地六十多位知识分子(文学、贤良),发动此次会议。辩论双方,贤良、文学诸人姓名多失;另一方即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多人;担任总记录的,却又是著作家桓宽,记录这样的会议要求很高,所以后世讲文学的,把一半的文采算在他头上。字里行间,暗伏他的好恶孤愤,即文字含有倾向性。
久寻《顾亭林诗集》不得,庚辰年夏,忽接古典文学专家林东海先生赐亭林诗笺释一部。也巧,辗转摩挲中,信手一翻,即见《岁暮西还,时李生云沾方读盐铁论》,以他经世致用、讲求实学的心境,他以为“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刺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宵,笃论垂青史……”
亭林,以他恢廓的胸襟,透视现实的眼光,民间自由经营之重要性在其心中地位极高。盐铁专控,嗜利者令其变形,亭林深恶之,遂同桓宽心曲,共指弘羊为斗宵之徒。或有指弘羊善理财政者,实则聚敛私豪族,理财重民用,二者渊然有别。时清廷藉三藩之乱大肆搜括民间膏脂财用,古今同慨,是故先生下笔痛诋之。
《隋炀帝艳史》第十四回卷首诗,就经济民生发议,可谓之“经济诗”,其诗略云:
天地生财只此数, 不在民间即官库。
民间官库一齐穷, 定是好兴土木故;
好兴土木亦何为?只是夸强与逞富。
前工未了后功催, 东绩才成西又务……
作者齐东野人亦一下层知识分子,他应该早生两千年,也参予辩论,又多一文学、贤良。所以读《
盐铁论》,在那两千年前既无“三权分立”又无“市场经济”的时分,知识分子的良知,到底照顾到喁喁民意,实不啻沙漠驼队、雪地暖裘呢!后人所谓贤良、文学“摇唇鼓舌,大放厥词”(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前言),真是叔宝心肝,果将安在!
人孰无心?藏富于民,同样可缓国家外交、军备之急,亦可济社会之恐慌。一举而数善备,何乐而不为?桑弘羊等不知此,必以恶干硬来,代替基本规律,一任射利者借名图骗,执事者藉事自肥,幸而获利,则官府更夺为抵押之物;夫信用为治世之要素,至此则信用大失,荆棘载途,苦难四合。若非文学、贤良力矫其弊,国事不为“专卖”所断送者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