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在这个媒体泛滥的时代,我们很难有心情去玩味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无论是通过电视、网络还是报纸杂志,我们的目光例行公事般接触那些泡沫画面和空泛文字。留住一册杂志像锁定一个电视频道一样难乎其难。难道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不停地翻动纸页的声音?当然,杂志是无辜的,在这样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一本朴素的读书杂志又怎么能够得宠呢?其实,受冷落的何只是一本正经的编辑呢?被乌七八糟的文字折腾得心烦意乱的读者又何尝不可怜呢?同是天涯沦落人,偶然相逢便成了演绎浪漫的原始文本。《纽约书评》就是靠一群长期订户来维持的,虽不热闹,却也远非惨淡,至少不必巴结那些无聊的书商。《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一书是《纽约书评》30年文选,零零杂杂的篇什让我们这些不期而遇的“落魄者”也能够体会到大洋彼岸“热读书”的味道。
       读书人对社会文化的评判原本是五花八门的。阅读不是一种聚集,而是一种扩散。思想者不会在一条河流里相遇,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水性和方向游动。但是,当河流干涸的时候,当精神资源发生危机,他们便会发出不约而同的呼喊,因为这触及到了知识者的关怀底线。在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上,知识者往往会形成空前的共识,至于细节上的观点分歧似乎是可以忽略的了。二十世纪,关于遏制暴力、抑制权力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血性的战争、火热的政治革命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之后,归于平静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结局:“任何一方获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暴力是争权夺利者最顺手的工具,是无所选择的选择,但是,暴力常常导致人类的价值观和目的偏向。控制暴力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方法问题,更是实现人性保护的最终途径。武器的批判固然见效,但是,在不同功利目的的交替中,牺牲掉的是文明社会的进程。
       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渴望掌握制动权。愤怒的火山有理由爆发,压抑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暴力是奴才通往自由之路,却是人类通往奴役和黑暗之路。《纽约书评》的知识者在同情受压迫者的境遇的同时,一再提醒人们要尊重人类共同的法则。穷人时刻都盼望“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对于漫漫人类历史长河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些可以忽略不记的微调。奴才做了主子,反而比主子更加猖狂,这是历史常常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既然暴力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信仰以及爱,那么为什么不彻底地取消暴力呢?《纽约书评》的作者们显然已经超越了如此天真的发问,他们对说服人心的难度有充分的预料,他们清楚:“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惟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
       拒绝唱高调是自由思想的前提,人性现实是人类思想的基点,理解与信仰都由此引发。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者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口头,希望以此来拯救市场语境下的话语危机。但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视当下的生活现实,终极关怀便无从谈起。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十分感兴趣,他们将“谁之罪”的终极关怀生硬地搬了过来,张口就问:“你为什么不忏悔?”殊不知,一个浮躁的人所谓的“终极关怀”极容易成为泡沫文化时代的精神毒素。汉娜·阿伦特的提醒是必要的:“大家都有罪就没人有罪。集体认罪往往是掩护真正罪犯的最佳办法。”把理解转化为愤世嫉俗、忧心忡忡的表演,只能将阅读硬扭成一种集体行为,从而把个人的态度和意向无情地抛在一边。阅读是一种权利,限制他人阅读则是一种暴力。政治时代的集体阅读常伴随着“文字狱”,官方不断发出禁书令,将自由思想隔离。商业化时代的阅读则以数量取胜,在大众文化流程中泡沫文字大量繁殖,无形中架空了读者的选择权。集体阅读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大家象征性地翻开书页,等候导演的摆布。苏珊·桑塔格发现,以摄影为例说明大众文化只不过是适合在悲伤、恐惧的时候进行的软性谋杀。大家在一起怀旧,制造眼泪,宣泄欲望,陷入精神迷醉。这样的游戏传递的是一些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形式和花样是集体阅读的唯一成果。越是在读书精神匮乏的时代,读书姿态越发流行。
       荣格尔上尉,这位“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在诵读中寻找精神美味,在一个丧失人性的世界里呼唤着人性的价值,以减轻绝望和悲痛。荣格尔上尉说:“尽我所能挽救一些可以挽救的东西是出于精神上的感激”。他选择了日记这种表达方式,在他的笔下,战争的硝烟幻化成一篇篇优雅的散文诗。这种审美方式显然不是集体阅读所造就的,尽管战争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为,但是,仍不能堵塞个人的精神探求之路。战争不可以回避,而阅读则完全可以自我选择。用个人的目光阅读战争分明是在同集体化的阅读方式相抗争,告别集体阅读无疑也是一场革命,从大众文化的流水线上脱身决非易事,因为人们更多的是关心需要,而不去顾及存在的真实性。集体阅读使我们习惯了陈词滥调,感官受到麻痹,从而能够容忍大量的废话和谎言。个人化的自由阅读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的,光线不一定好,时常要受到闹市噪音的干扰,而集体阅读则是耀眼而又刺耳的,“媚俗而又肮脏”。一个时代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精神空间,确实难为人。但是,选择什么,自有你自己的理由。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1993》,中央编译出版杜2000年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