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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尔·格林伯格在2000年7月7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谁输掉了文化论战?”一文评论罗杰·金堡(Roger Kimball)著《长征——60年代的文化革命是如何改变美国的》)(The long March How the Cultural Ravolufion of 1960s Changed America)一书,其中颇有值得玩味者。
       美国人所谓“六十年代”前后以两个事件为标志:一是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一间咖啡馆朗诵《嚎叫》(Howl);二是1975年4月西贡的陷落。第一个事件表明大众媒体开始传播反现存秩序的情绪;第二个事件表明美国在道德上捍卫非共产主义世界方面举棋不定,甚至狼狈不堪。金堡著作所谓“文化革命”即发生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文化革命”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按评论者的话说“永难消除”。
       金堡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部分为文化史,一部分为精神损伤报告”。他用十九世纪一铁路工头被金属损伤头骨之事来类比美国的六十年代。那个工头虽然活了下来,但人却为之一变,变成了惯说谎话的人;从前他可是正派得很。金堡写道:美国文化经过灾变,道德基础全然坍塌了。
       上哪儿去看此“事件”的效应﹖在美国人的性放纵上,在拿毒品消遣方面,在大学体制的渗入政治方面,在与东方宗教进行伪“调情”上,在对青春的普遍理想化上。人们怎么会允许这种“文化灾难”发生﹖金堡以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引诱品性”(Seductive Personali Ties)所致。他引梅勒、桑塔格等人的作品为例证,还说“垮掉派”作品的荒淫无耻蛊惑了公众。然而,与此同时,他却赞扬五十年代美国所谓“旺盛的国民自信”,说“垮掉派”出现时,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繁荣……动力……给青年人以真正的自由。”真是自相矛盾。
       美国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几个不守规矩的作家的影响?金堡引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话说,“资产阶级”需要感觉自己不是布尔乔亚,要不受限制地进行危险的试验。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过:繁荣的悖论倾向是削弱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情感依赖。然而,金堡却逐渐在书中躲开了这个问题。他说文化批评者的任务不是“追溯病源……而只下诊断……”这种写法限制了《长征》的视野。金堡称美国的六十年代是对“五十年代的颠覆”。他说得不错,但他忽略了美国文化史“针锋相对”的传统才使这种颠覆成为可能(格林伯格语)。从十八世纪上半期爱德华兹(Jona than Edwards)和他的加尔文教义起到汉密尔顿、潘恩、麦尔维尔、霍桑、凯鲁亚克和弗罗斯特,美国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两极对立的东西。美国人的头脑中既有浪漫的乌托邦,又有畏上帝的“新教伦理”。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就是这种双重性的一面之表现。格林伯格说,阅读《长征》,读者会感到金堡希望进行脑白质切断手术,剔除美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成分,创造一个永久的天堂。他相信五十年代美国曾一度存在过这种天堂。金堡忽视了彼时的种族隔离的状况。另外,他称使成千无辜生命受害的“麦卡锡主义”为一时的“不留心”。这就不免偏见了。
       金堡的第一本书是1990年出版的《拿到终身教授头衔的激进分子》(Tenured Radicals)。此书写六十年代后美国大学的教条;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写的是开放的教育者屈从于当时的学生抗议活动。他重现了1969年康奈尔大学的学生闹事:全副武装的学生把宽容的校长吓得辞了职。金堡所谓美国有天赋“融合异端”,这是最好的例子(格氏语)。二十五年后,当年最穷凶极恶的学生领袖,此时为富有的投资商,康奈尔的校董以被逐校长的名字设立了一项奖金。昔日的激进分子此时享受着来之极易的金钱和商业成功,对此金堡不禁问道:“假如自由市场加上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等于道德和知识的贫困,那会怎样?”这个问题显然会让新保守主义者不舒服。读者真希望他再详细探讨一下美国经济增长和知识滑坡之间的关系。
       格林柏格以为,金堡想把六十年代作为瓦解美国道德基础的主因,这种努力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在二十世纪里每十年都有大动静,哪个十年都不会分外显眼。六十年代虽然激进,但在美国也不算特别异常。在政治革命不可能发生的美国,“价值观”争战是不可避免的。《长征》不过是美国文化持久战之延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文化战在美国永无休止,还影响别的国家。笔者以为特别是影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