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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小说是以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开端的,自晚清梁启超以“新小说”新一国之民的宏论始,中国小说就似乎努力走着一条靠拢大众走向大众的俗化之路,这与从晚清肇始的启蒙精神是密切相关的,期盼民众从小说中有所得、有所悟,从而达到教化、改变国民精神的目的,这在“五四”期间最为明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于启蒙民众,“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就是意在用浅显的白话文写作,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读懂,从而达到启蒙的作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努力地走文学大众化之路: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为无产阶级写作,到三十年代“左联”先后多次展开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抗战期间提出“文艺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建立“通俗文艺委员会”、倡导“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到延安文艺走向群众的街头诗、街头剧运动;从解放区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从第三次文代会提出文艺“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文学始终努力在走着一条大众化之路。然而,自“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是应了‘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之客观的必要而产生的”始(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以及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评否定始,通俗文学实际上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甚至被拒绝载入文学史中,这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似乎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
       中国现代小说是如何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新小说与旧小说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中,雅与俗到底怎样地影响着它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系列十分新颖、又颇具深度与难度的问题,就是徐德明教授的新著所提出、并试图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该著以其雅俗互动的关系中的研究、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结构方式、多层面的理论构成等,提出了诸多独到新颖的见解,对于文学史的观念与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设与完善,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示了该著毋容置疑的学术价值。
       近些年来,范伯群教授带领着一些年轻学者,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诸多空白。徐德明博士在范伯群、曾华鹏先生的指导下,以新的思路与方法从事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的研究,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与完善,出版了23万余字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该著拓展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新视野,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与思考,是一部见解独到思路开阔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的关系中来展开研究,是这部著作的特点之一。历来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大都是将中国现代高雅小说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置于绝对对立的两极中,常常忽略对于通俗小说的研究,更缺乏对于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观照,这就使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往往将通俗小说排除在外。徐德明教授独辟蹊径,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的关系出发,不仅将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视为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两翼齐飞的发展过程,而且努力在雅与俗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梳理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作者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旧派小说、新文学小说与现代大众小说三类,认为“后者是前二者流变、整合的自然结果,新旧两派小说对峙、交融、衍生,最终整合成现代大众小说。它是中国小说几十年在外来传统与本土传统、雅与俗的对峙和交融中所取的必然会通之路”(《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第141页)。作者以此为基点,梳理与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前50年中国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他将世纪初到“五四”看作为“旧派小说主流时期”,将“五四”到三十年代中期视为“旧派小说和新文学小说对峙、衍生时期”,将从抗战到四十年代末称作“现代大众小说主流时期”。在该著的第五章,作者详细地论述每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的状况,深入地探究了每一个时期中小说创作的表现及其特征,并涉及了诸多的作家与作品,十分具体清晰地梳理出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的整个过程。作者高屋建瓴,将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过程的梳理与分析,置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与西方小说传统的传承、接受与延续的大背景中,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本世纪初为梁启超‘新小说’,而后又在传统延续力量的作用下蜕变为‘旧派小说’,西方小说的传统表现为‘新文学小说’,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与后来产生的现代大众小说正印证着传统理论的发展规律。这一演变形式也恰与三个主流时期相吻合。”(见该著第142页)这种将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西方小说传统传承、接受与延续联系起来的思考,使该著的研究显得十分深入与深刻。
       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是一个十分复杂与宏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说清楚这样一个繁杂的问题,这是要颇费一番心机的,作者采取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结构方式,这就构成了该著的第二个特点。该著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从‘新小说’到‘旧派小说’”,择取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过渡时期对于中国小说“体”的变化起过重要作用的梁启超、林纾、徐枕亚,作者将他们称为“改变小说的‘卑体’地位、将小说从小道超拔擢升到‘最上乘’的梁启超”,“厕身于中西两个传统而坚持汉民族自体的‘史、笔’特征与西方小说结构形式融合的林纾”,“走古代纯文学道路、以‘古雅’的有韵之‘文’来作小说的徐枕亚”(见该著第2页),在对于他们三人在小说观念与创作实践中,对于使中国小说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变体时期”的贡献与影响,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作者“以五四新文学以前的三个‘点’(梁启超、林纾、徐枕亚)带动‘面’,以达到全面清理那一阶段的雅俗关系的目的”(见该著《后记》)。作者阐释道:“我论梁启超、林纾、徐枕亚,都不以单一的个体对待。这首先是说,他们都是传统的承载,……其次是说,他们几乎是变体时期的一群人的代表,他们都有一批认同者与追随者。将来,他们的名字在小说史中被人提起的时候,应被当作一个集合名词。”(见该著第3页)这就道出了作者以点带面的苦心,显示该著构思的独特与巧妙处。下篇“新旧小说的流变与整合”中,作者先在“中国小说的现代系统模型”一章里,全面梳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的雅俗流变,这成为该著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过程的历史梳理与概括,构成了纵向的历史脉络的勾勒,也成为该著中最具有“面”的特点的一章。在第六章“旧派小说的特质“中,作者集中深入地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旧派小说的特征:“‘才子’气——旧派小说家的人格特征”,“酒色财气——旧派小说描述的价值标准”,“直接沟通——旧派小说系统的艺术编码”,“身、心需求——旧派小说的审美价值的心理机制”,这就对旧派小说的特征作了十分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不仅使旧派小说的研究具有了“点”的意义,而且使我们对于新文学小说与现代大众小说,有了具体明晰的比照物、参照系。在论及四十年代的现代大众小说时,该著也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阐述,由张爱玲、苏青、秦瘦鸥谈都市现代大众小说,由赵树理、吴组缃、姚雪垠说乡村大众小说,由老舍、黄谷柳、张恨水论市民大众小说。该著第七章“老舍:雅俗整合的典范”,通过对于老舍的《断魂枪》、《上任》、《兔》、《月牙儿》等作品的分析研究,在诗学文化的背景上,在灵的文学叙事诗学中,观照老舍如何将世俗题材作异样的处理,构成老舍小说雅俗诗学的整合,从而突出了老舍小说雅俗整合的典范意义,“只以一个典范的深入剖析(老舍)来说明雅俗中西整合的成就”(见该著《后记》),从老舍小说的“点”上去发现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的现状与意义,在具体作家微观作品世界的分析中,印证“新文学小说与旧派小说,由对峙、衍生新质到整合的系统发展过程”(见该著261页),这种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结构方式,使该著在独具匠心的结构中,简洁明了,颇有说服力。
       在该著的《后记》中,作者指出:“我以为小说本来是个雅俗共赏的东西,如果说真地把握了这个对象,那必须从民间的到先锋的都能贯通掌握,一个研究小说的人的理论构架应该是由多层面构成。俗如民间叙事‘扬州评话’,雅到中外小说大师的叙事诗学理论与实践,都来构成立体的、宏阔叙事空间宇宙。”作者的这种构想与努力,也就形成该著的第三个特点——多层面的理论构成。系统学理论是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理论,它从系统观念出发把握对象,运用整体性、集中化、终极性等概念,寻求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为:系统的观点,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动态观点,认为一切生命现象都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中;层次观点,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和层次组织起来的。徐德明教授以系统论的理论为基础,构成该著对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考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点。他说:“如何对半个世纪的小说现象作统整观?我决定采用系统论的方法,据以认为中国小说系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应包涵三个子系统:旧派小说系统、新文学小说系统、现代大众小说系统。后者是前二者流变、整合的自然结果,新旧两派小说对峙、交融、衍生,最终整合成现代大众小说。它是中国小说几十年在外来传统与本土传统、雅与俗的对峙和交融中所取得的必然的会通之路。”(见该著第141页)作者将中国现代小说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系统,并且用动态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衍变,分层次地论析旧派小说、新文学小说、现代大众小说子系统的特征与状况,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雅俗的流变与整合的整个过程。在系统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徐德明博士还运用了叙事学、文体学、社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美学等多种理论与研究方法,形成了该著多层面的理论构成,全方位、立体地对所涉及的问题展开研究,根据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常常得出独到而新颖的见解。他以叙事学的理论与视角研究林纾的小说,认为“林纾自著小说中鲜明地体现着史传散文的褒贬特色”,“林纾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严肃的历史叙事的规范”。他还指出:“中国文章学当然不能脱离历史叙事的背景,但纯粹文体上说,林纾更注重的是他曾总结过的文章的结构方式,即他所说的:‘伏线、接笋、变调、过脉’等等,于这些地方往往最能看出林纾的匠心所在与文章功力。”以叙事学的理论观照林纾自著小说,使对于其小说特征的把握十分贴切。他以文体学的理论与方式研究徐枕亚的小说文体,指出:“其文体‘亦骈亦散’,最适合于抒发内心情绪,是一种私语的言说,却不是好的叙事文体。其内向发展的趋向符合并借鉴了世界文艺潮流,又与词曲、传奇(如《西厢记》、晚清小说《花月痕》)一脉相承。就是这种文体曾成为小说界的一种时尚,形成‘鸳鸯蝴蝶’派,在古雅的外衣下面掩盖着陈词滥调,使之成了一种俗滥的文体。”这种概括与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将徐枕亚小说文体的特征与影响,都十分客观地道出。他以心理学理论分析旧派小说审美价值的心理机制、分析徐枕亚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才子人格”;以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诗学文化背景,研究林纾小说在雅俗中西文体间的折衷;以美学的理论分析林纾小说的古雅风格,分析徐枕亚小说“雅得这样俗”的美学特征。该著在众多理论的运用中,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使研究在多层面的理论构成中,能够得出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从总体上看,徐德明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在对于雅俗流变与整合的研究中,似乎更关注“俗”的一面,而相对忽略“雅”的一面,对于旧派小说的特质的分析十分细致,对于新文学小说、现代大众小说的分析就显得粗疏了一些,这也就成为该著的薄弱之处。徐德明教授仍然“坚定不移、深入开掘”继续在此课题上耘耕,他正在积极从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叙事诗学的现代整合》,这一定将会弥补如上之不足,呈现给我们更为丰厚的研究成果,我们热情地期待着。
       (《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徐德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