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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兄春才的这本集子,是我建议他以《苍凉巴山蜀水情》作为书名的。本来,陈荒煤老人生前就已给本书题签:《我写彭德怀》。这当然是我很早就知道的。才兄为此向一些友人咨询,说法不一,他犹豫了一阵,权衡再三后,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
       苍凉巴山蜀水情——这苍凉二字,让人沉郁、压抑。然而,这决不是我或才兄故意板起脸来,无病呻吟,故作悲凉状。不,历史苍凉,至少在它的长河里,有一个漫长的岁月,是苍凉、悲哀的,我们岂能给这段历史涂脂抹粉,装成笑脸?事实上,本书的主要篇什,是描写彭德怀元帅忍辱负重,在“三线”的种种轶事,以及为搜集、钩沉彭总的往事,而采访一个又一个知情者的琐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发生并延续的:彭总因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被罢了官;又因发动“文革”,决策者“调虎离山”,名曰加强“三线”,实为放逐而“漂泊西南天地间”,最终仍不肯放过,将他押回北京,批斗、隔离、折磨,“置之死地”仍不“后快”,居然将他的骨灰改名换姓,再一次放逐到这“血染枝头恨正长”的望帝故都来。呵,产生过多少英雄豪杰、忠臣良将、文星诗仙的巴山蜀水,载负一代元戎、千古忠良的彭总的骨灰及辛酸往事,难道不觉得过于沉重了吗?山无语。只有奔腾不息的蜀水的惊涛拍岸,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它为彭总痛哭、抗争、咆哮。在艰难岁月里,彭总几乎踏遍巴山蜀水,献出他对祖国、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才兄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是追寻他当年的足迹。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让当代及后代的有心人,毋忘在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巨大悲剧,时刻警惕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历史悲剧的重演;毋忘彭总的铮铮铁骨、高风亮节,他才是大写的中国人!因此,才兄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挤出了别人打扑克、搓麻将、喝咖啡的时间,积砂成塔,在写成曾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后,又完成了这部书,他的精力决没有白费。
       当然,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去看待、思考彭总的悲剧。他在权力畸形高度集中、个人迷信猖獗的历史时期内,扮演着党内诤士、进谏者的角色,就不能不重蹈古代历史上某些诤臣、谏官的悲剧下场。彭总百年诞辰时,我本着历史学家的良知,满怀悲愤地写了一篇《隔膜叹》,发表在不甚为某些戴有色眼镜者注意的《中国民航报》,以及加拿大的华文报纸《明报》上。我在文中感叹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历史上曾不断发生“一代名将史,千年孤臣泪”。最近,我在上海、北京的学术讨论会上说,回顾本世纪,如果我们不能在政治文化方面走出龙的阴影,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阴影,我们在下一个世纪,就难以阔步前进。我想,到下一个世纪的中叶或末叶,那时的读者来读才兄的这部书,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曾经迈着多么艰辛、沉重的脚步!因此,彼时彼地,本书仍然不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
       本书还写了其他的种种人和事。但最让我动情的,还是写我们童年、少年在故乡的往事。才兄仅比我大三岁,我们是同时上小学、读初中的,因家贫,不仅合盖一条被子,甚至合穿过一条裤子。语曰:“一娘生九等”。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他的算术、数学很好,语文则较差;而我语文一向很不错,但数理化的成绩,一向离及格“隔三差五”。想不到无论是他还是我,主要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都在正业之外,拿起笔,干起了文学副业,并被社会承认,成了作家。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除了社会条件外,没有父母亲含辛茹苦的培育,没有长兄王荫的关爱、启蒙,无论是才兄还是我,都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这些心中的话,肯定也是才兄心中的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辈大德,岂能相忘!
       (《苍凉巴山蜀水情》,王春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