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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书话]读《中国近世戏曲史》
作者:淮 茗

《博览群书》 2000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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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语言翻译的角度看,1936年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译本的出现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有着一段值得回味探讨的文坛佳话。而今令人遗憾的是,这段成就、佳话的创造者王古鲁先生早已被学术界所淡忘,不知这种因人废文的现象是否令一向以客观、公正自诩的学人们感到尴尬。不管怎样,面对这部半个世纪前的译著,联想到译著者的生平事迹,还往往要生出许多学术研究之外有关历史、人生的感慨来。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岁月的择汰,《中国近世戏曲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中的压卷之作而被学界所广泛接受。自然,这是原著者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的心血结晶,其接踵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明清戏曲史方面的开拓以及书中翔实、细密而富有创见的论述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中国治戏曲史的学者们来讲,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显然还与它的翻译者王古鲁先生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不夸张地说,即使王古鲁先生仅仅就翻译这一部戏曲史著作,其在学术史上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且不说他在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特别的成就。
       就《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来讲,王古鲁先生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首先,依其个人的学术功力,他完全可以独自撰写一部同样的戏曲史专著,这仅从其《蒋孝旧编南九宫谱与沈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一文和《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一书所显示的学术水准就可看出来,只不过他选择了这种寓著于译的独特著述方式。其次是其语言方面的纯熟。他“游学日本久,语言文字,尽通症结”牗吴梅《中国近世戏曲史》序牘,语言方面是丝毫不成问题的。此外,他曾先后两次在日本各公私藏书机构访书,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小说资料,而且还同日本的汉学家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对日本的学界情况相当了解,并著有《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一书,专门对日本的汉学研究状况进行系统、详细的介绍。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国外汉学研究状况的专著,如今对海外汉学的介绍和研究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但从时间上来讲,已是在半个多世纪后了。仅就《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来讲,因为翻译该书的关系,王古鲁还和作者青木正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不仅在该书中译本出版前进行通信联系,相互讨论切磋,其后还曾在日本有过愉快的面谈,两个人的来往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王古鲁逝世前不久。新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庆先生编注的《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一书,收录了王古鲁致青木正儿的书信37封,其中披露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很值得一看。
       无疑,王古鲁先生对《中国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是成功的,在当时就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赞誉,作者青木正儿本人也很满意。该书翻译的成功并不仅仅表现在王古鲁先生忠实于原著,将作者的意见准确、妥贴地翻译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译的阶段,而是凭着自己对戏曲史的娴熟,“举青木君征引诸籍,无不一一检校,舟车所至,曾不辍业”牗吴梅序牘,同时还纠正了原著中的不少错误,补充了原著中所缺的一些材料,并在书中增加了参考和附录两部分内容。比如书后其附增的《曲学书目举要补》和《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对读者都是极为有用的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对原著做了一种增补修订的工作,用译者自己的话说,是“对于原著颇忠实,凡尽我力可以为此书助者,必设法觅得资料”牗王古鲁译序牘。正像吴梅先生所说的,“是正原文,阙功甚巨”,“可为青木之诤友焉”牗吴梅序牘。经过王古鲁的两次翻译增补,译本篇幅竟比原著增加了三分之—,所以,后来在重版时,王古鲁将署名也由译者改成了译著者。在他个人的意思,是“此次修行增补情形,更已逸出单纯翻译范围,改用此二字,表示本人亦负一部分责任”牗王古鲁译序牘,但从著作权的角度看,这也是对他所付出大量劳动的一种认可。无疑,这种寓著于译的翻译方式在古今中外也是很少见的,自然也是应该提倡的,这种做法无论是对原作者还是读者都是有益的,但又并不是每一个译者都能做到的。就以时下的学术著作翻译而言,能将原著的意思用平实、通顺的国语正确表达出来,不让人曲解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更遑论对原著的增订补充,至于原著尚通俗可懂,一翻译过来就晦涩拗口的现象更是常见。
       卡尔·波普尔说过:“任何一个搞过些翻译、考虑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不存在什么语法正确、几乎是逐字翻译的译文。每篇好的译文都是对原文的阐释;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每一篇重要文章的好译文必定是理论上的重建。它甚至体现在一些评注上。同时,每一篇好的译文应当是信和达的。顺便提一句,那种认为翻译一篇纯理论的著作雅的要求不重要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只要考虑一下像牛顿理论或爱因斯坦理论那样的理论就会明白:一篇具有理论内容但没有表达内在对称性的译文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以致如果只要把这种译文给某个人看,如果他发现了那些对称性,他就会正当地感觉到他自己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发现了一个定理,即使这个定理主要是由于美学上的理由才是有意义的”。
       但愿如今阅读这部译著的学人们还能留意一下或记住译著者王古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