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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骂派批评”走红当下文坛时,我渴望阅读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批评之作。近日广州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同时代人书系”,这是一套由当代青年学者和文学批评家撰写的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系列论集,其中有吴俊的《文学流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张闳的《内部的风暴》、张柠的《诗比历史更永久》和谢有顺的《我们内心的冲突》等四种。
       谢有顺先生的《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分两辑,第一辑题为“写作的尊严”,十一篇文章。第二辑题为“存在的追索”,八篇文章。阅读《我们内心的冲突》,可以知道作者在自序中所云:“我过早就远离了批评中属于技术主义的部分,诸如修辞、反讽、叙述风格等命题。……我写作小说评论,许多的时候,是从个人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结果我发现,它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依然有效。”是一种极平实而又相当自信的自白。
       当下的写作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繁荣,什么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一种与心灵与苦难与良知有关的方式,面对种种现状,谢有顺在“写作与存在的尊严”中写道:“人与草木的区别,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想,写作无非是不断地提醒人类这个区别的存在,使人类不至于跨出自身存在的本位,像草木那样卑贱地活着,或者像动物那样自相残杀,毫无理性与道德感而言”。“一个作家不可能在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得到确立以前,先在写作中获得尊严。存在的尊严与写作的尊严是一个问题。”
       谢有顺强调“写作的尊严”的同时也渴望“真实”,他认为“真实在折磨着我们”,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发生在中国当代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事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文本经验直接诱发的,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家对生存的确切体验,也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对艺术对生存的清晰态度。他们的立场都隐藏在上述大师的面影中而显得暧昧不清。”然而何谓“真实”呢?作家所看见的真实也许只是一种表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呈现真实的方式,也存在着不同的关于真实的本质,一个作家要接近这个真实,运用他的心灵显然必须多于他的眼睛。只有用“心”才能体验真实。
       梳理清楚“真实”的含义,我们才有可能对“真实的写作”有一种期盼。真实的写作,至少包含着一个作家以下几种素质:对现实没有丧失愤怒的立场;对终极价值不懈追索;在无意义之现实面前,坚持受难的态度,以继续发现可能存在的意义,价值超越性;对俗常经验的怀疑;对人类危机现状的警觉;对精神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我们时代的洞察;幻想与乌托邦冲动等。这样的写作是艰难的,这样的写作与风花雪月无关,更与附庸风雅无关,但在当下的文坛,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以“身体写作”而走红的美女作家。只看到把写作当作一种游戏的网络作家。
       真实的写作指向存在的本质,而存在的本质在于写作的良知。良心的清洁将使作家的立场变得有力起来,不仅能批评与揭露,更重要的是还能歌唱。谢有顺悲观地指出:“在当下中国小说中看不到作家那明亮的信心。他们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思想的黑暗,情感的颓废,意志的消沉,这显然不是终极的文学。写作要回到存在,实际上就是回到良心的立场来表现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是,在中国当代的小说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明亮的良心的向度呢?”
       从谢有顺对当代作家诸如余华、北村、韩东、张炜、迟子建、格非等作品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谢有顺的批评视角始终是对存在的追索。然而谢有顺在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写作时,失望难以避免。于是谢有顺写出:“我怀疑张炜以土地为中心的田园乌托邦、王安忆虚构的家族史、史铁生的冥思、张承志的愤怒能使人居住下来。我怀疑”的话语 ā恫恍诺氖来胧艋耆说木秤觥窢?如此真实的写作又如何成为可能;写作又如何直抵存在的本质?谢有顺先生无法给出答案。尽管谢有顺说过:“在这个荒凉的大地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些真正的大师,用他们的勇气、人格、受难的姿态,尽其所能地在废墟上把人类残存的希望与信心聚拢起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础关怀人,解释未来新的生存。”但让我们灰心的是这些真正的大师都是外国人,诸如福克纳、埃利蒂斯、英格玛·伯格曼等等,审视当下的写作,大师何在?也许我们内心的冲突“就缘于”真实的写作毫无可能的痛苦罢。
       (《我们内心的冲突》谢有顺著,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