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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和医学博士霍斯特·艾贝哈德·里希特教授所设置的“天国上人类导师们不朽灵魂的一次紧急高峰会议”将困扰人类的信仰、心灵、环境、权力等诸多问题，用一种虚实结合的对话文体串联起来。处在臭氧层之外的精神导师们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去关怀人类的发展状况。在这个没有利益之争、派别之争的“圆桌会议”上，宗教之间、学科之间的冲突已被消解，爱因斯但、弗洛伊德、马克思、笛卡尔、奥古斯丁、柏拉图等六位思想家在对人类前途的担忧上趋向一致。当人类的发展陷入困境的时候，理论的危机已显得无关紧要。虽然纠正上千年的误解已不可能，但是，人们有理由扔掉多余的精神负担，里希特教授的这本《爱因斯坦不知怎么办》实质上是对人类思想及其所造成的后果的反省。打破理解与传播的障碍，让各种思想文化面对共同的现实。
       在增长的极限面前，人类需要学会恐惧，因为选择的机会是有限的。正如异端邪说一旦流行开来，人们便不再习惯于真理的生活。里希特假设了一位上帝的代理人来承接人类导师们的那些“不应有的权限”。导师的存在既是一种精神限制，又是一种宿命。只有在失去导师的日子里，人们才意识到有许多问题需要思量。在里希特看来，荒谬的学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信仰的缺失。“为什么人们看来对不断地改进机器有信心，而对自己内在的力量却没有信心？”“为什么他们把大自然蔑视为毫无生气的仓库，而没有觉察到这样做的同时也扭曲了自己的灵魂，并由此无节制地破坏了大自然呢？”死亡使宗教与诗具有特殊的精神分量，但是，人类真正死亡的危险却是源自臭氧层。在今天，经济问题之所以比道德问题、心灵问题更加紧迫，并非是因为后者已失去意义，而是因为人们总是过分地强调生存这一大前提。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无限度的经济增长会走到生存的反面。当选择的可能性成为零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最终的痛苦是一样的。里希特博士是一位精神医生，他认为只有威胁和不幸的压力才能使人们暂时得到放松的感觉，所以，控制自由使人们始终处于一种重压状态，是唯一的办法。现代人有一种“受虐狂”，无法分享更多的自由和愉悦。在失去精神导师的日子里，人们默默地保持了这种负罪感，从而获得了心态上的平衡。
       在多个角度的精神分析之后，里希特的结论依然悬在半空。因为在他看来，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的泛滥，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去散心或者振奋起来进行有益的工作。靠精神导师去指点迷津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无忧无虑的阶层变得越来越小。不安的人们忽然发现自己所忙碌的一切原来都与即将到来的灾难密不可分。制度性的竞争纵容了人们的功利心，使人们千方百计逃避失败与贫穷。然而，日渐稀薄的臭氧层越来越没有能力保护成功者的成果。环境保护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精神问题。里希特借“爱因斯坦”之口说：“人怎样对待人，人怎样对待自然界，都有共同的社会和精神上的根源”。仅用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是远远不够的。把环境单纯理解为立锥之地是狭隘的。驱赶人类的是人类自身，这是永恒的精神悲剧。中国人有句话叫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话说得很悲壮，足以让那些在自我安慰中寻求投机的人汗颜。
       环境危机不仅预示着生存的极限，而且也将人类的精神资源的配置问题提了出来。环境问题让六位哲人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下发出了共同的哀叹。这种忧虑冲破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这里，智力因素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地球上出现灾难不是诗人脑子搞错了，而是在心理迷了路”。所以，真正的灾难不只与臭氧层有关。我们无法像设定计算机程序那样，为环境问题的解决设定一个固定的路径。穷人的环境与富人的环境不只是区别在肚皮上。大多数人把罪责归于那些乱砍滥伐的穷人身上，认为他们愚昧糊涂，急功近利。殊不知，富人在发财之前也是同样的疯狂。末日对于穷人来说，其恐惧感远不如富人强烈。让穷人把环境问题引入信仰领域是何等难啊。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考虑说到底还是富人带了个坏头。暂时化生存既隔绝了人们与历史的联系，又让不同阶层的人难以沟通。“今天的问题不是原子弹，而是人心。”这个提示的确是太重要了。任何权力都是有期限的，和激情一样，不可能长久。
       说来说去，臭氧层是最根本的权力资源，灾难由此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