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其自述未从中国拿走一个便士），这样一个“有趣极了的有‘中国热’的美国人”（闻一多留美时致梁实秋信），后来便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六十多年乃至骨灰安放在中国，“这是什么精神”？当然他不是白求恩式的人物，他也不是以共产主义或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来中国的，那毋宁说是一种世界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精神使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且一生厮守在中国。这样一个外国人，不知他的家园也就是今天的北大、清华，莘莘学子们还记得他吗？在撒着他的同乡斯诺骨灰的北大，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还会知道除了《
西行漫记》作者之外的“老美”了：温德、白英以及英国诗人燕卜荪等等。还是心仪其人的张中行老前些年洛阳纸贵的《负暄琐话》中有一节《老温德》，说这位“一塔湖图”中的人物，常常骑了自行车在湖滨绕，后来换乘轮椅由人推着的京华怪人之一，终于在朗润园也好未名湖畔也好无踪可觅了。“到了１９８１年初，实际活了９９岁多一点，与马寅初先生一样，功亏一篑，未能给北京大学的校史增添珍奇的一笔，走了”。连同住京华的张中行老也耳误了，老温德“老”到仅与马老先生齐寿？不是了，老温德是１９８７年才走的，那就是人瑞的百岁有余。
Ｒ．Ｗｉｎｔｅｒ牞在１９２２年芝加哥大学读硕士时，由中国留学生张景钺的介绍，他和闻一多相识了。闻一多交友谨慎，“我所结交的都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其中就有这个“知道中国东西”的温德，两人不久成了至交，闻一多禁不住欢喜写信告诉梁实秋：他是一个有趣极了的美国人，“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他的性格：他有一个中国的大铁磬，睡不着时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因为我向他要诗看，他说他少年时很浪漫的，有一天他将作品都毁了，从此以后再不作诗了”。闻一多与温德“过从甚密”，往往是闻一多的造访必延至半夜，且常常不能告辞，从商议翻译中国诗到后来两人长久的友情，可以令人掬诚看视的。１９２３年温德动身来中国，先是由吴宓介绍入东南大学，继由闻一多与张景钺联名向清华曹校长推荐。闻一多又敦请梁实秋“为他ｐｕｓｈ一下”，因为闻先生确信“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美国人”，他要是能到清华上课，“那就为清华造福不浅了”。以后果然温德便在清华外语系讲授英文、法文和西方文学，抗战西迁又在西南联大，乃至院系调整到了北大西语系。
一位金发碧眼、西装笔挺的“老美”，将其一生献给“第二故乡”的中国，这动机不是少年失恋而伤心远遁，乃是彼时彼岸“新人文主义”的一种理念所致吧。居“庐山”而知“庐山面目”，慨于技术文明焰炽的美国文化，又刺激于举国上下心安理得的白人种族主义偏见的嚣张，于世界两种文明中，他翘望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中国人文传统，于是与闻一多、吴宓等相交，同慨同感，这就有了温德先生中国之行的不归路（后六十余年中仅返国一次，且仅一周而已）。在清华，他耳击目染的果真是中国文化的集萃：文化是以文化人外烁的，闻一多、朱自清、吴宓、金岳霖、陈寅恪、张奚若、吴晗、陈岱孙、冯友兰等等，光风霁月，星汉灿烂，温德先生浸染其间，也就不是孑然一身和异国他乡之感了。温德先生也不是昧于视听，局促清华园中一介洋书生，他也洞察中国文化的负面和不足，《吴宓日记》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记其中西文化观：西方，中世纪虽系“黑暗时代”，然旧教能统合人心，实行道德制裁，至文艺复兴时代乃人欲横流，幸宗教改革新教伦理救其弊，移道德制裁于个人内心，其功甚伟，及后新潮虽迭起而风俗已蔚成，社会不至纷乱解体，“今之中国，甫脱旧日礼教道德之束缚，而不经过宗教改革之一阶段，迳直进入十九世纪之西方之个人纵恣，宜乎社会纷乱，至于如此”。果然温德先生目光如炬，吴宓先生等以“学衡派”反拨新思潮，自是视温德为白璧德之后之同志矣，而清华之有“学派”，王、梁、陈诸大师以降，其思想学风等，于温德先生亦可谓视界融合，这“温德”二字也是吴宓取“温良恭俭让之德”而命名之了。
不过一旦时代到了“天可怜见”之际（闻一多、吴晗等等原来不过希冀三两年中国民主告成，政治走上正轨，他们就可以回书房去读书了），所谓“学派”也就见出左右，闻、吴等是忏悔和觉悟了，忏悔“超然”不啻是为虎作伥，觉悟清华之“清”真是撇不清的惺惺作态，你以为不问政治“何妨一下楼”是超然和清高么？昨天的“高尚”就是今天“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懦无能和自私自利的美丽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行为，我们今天更应忏悔”（闻一多）。当年一同沐浴美国文明的闻一多“猛觉”了，与立国以民主、自由理念的美国文明相表里的温德岂能含糊？这就有动人一幕：西南联大的反美扶日扶蒋游行有他的影子；“一二·一”血案后他迳赴云南警备司令部关麟征的官邸，指着关的鼻子大骂，骂到关哭起来；李公朴遭暗杀，他站在闻一多房前为之站岗（闻力阻之乃罢，后闻死，温德终身饮恨，闻一多的骨灰就是由他保管的）；及闻一多死难，所谓屡仆屡起，他又为张奚若望风，终日坐在张宅前的短墙上了望；为了同仁的牺牲，他和同胞决裂了，美国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燕大司徒雷登等，他都绝交了；复员返校，他在清华园的寓所成了进步同学的避难所，他的小车成了运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交通工具（吴晗夫妇就是坐他的车去华北解放区的），他还与西山的“草莽英雄”联络，《浦江清日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赫然记着：“美籍教授Ｗｉｎｔｅｒ出去到颐和园、玉泉山一带与共军谈话，据说是慰劳他们的”，于是，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时候，温德依然还在中国。
不过历史常有吊诡的节目。去留之际，“清华学派”个中人物如何决断呢？陈寅恪是“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他揣度清华园里将“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了，浦江清以为“都是中国人”嘛，中共“未必就是俄共人”，此时他读斯坦倍克的《苏联行》（贾开基、蒋学模译），是尴尬人写尴尬书，是“表现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崇拜领袖好像神明一样，以及严厉统制的作风感觉到奇怪和不习惯”（《浦江清日记》）。作者自云“这本日记既不会满足教会式的左派也不会满足冥顽的右派”，是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抑或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不约而同的命运。斯特朗是以“间谍”被捕再后是驱逐的，她的同胞温德呢？以他的经历他是可以有“进步包袱”和闹点“情绪”了（杨绛《纪念温德先生》），这“情绪”是不满俄裔教员的特殊待遇，他是有功于中国革命的嘛，他又在抗美运动中公开控诉美帝，那在“麦卡锡主义”看来就是叛国了。但他终究是美国人，“非我族类”，也就难以避免尴尬人的处境。“肃反”，他有嫌了，以至于他的学生和同事如钱钟书夫妇受与之为友的指摘再也不敢与之交往了，只好“划清界限”。温德是老了，老温德是什么处境呢？后来“反右”时北大西语系讲师的黄继忠有一番话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据：那时系主任不肯承认“肃反”有错，黄却以为此后党群关系的矛盾渐趋尖锐了，于是他“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说到老温德，为什么解放后要疏远他呢？阻止群众和他接触，不让东欧学生与之来往，孤立其人，不给课，住破房子，“肃反”时对某教授逼供信，强令说温德是“特务”，且谎说人已坦白等。老温德以后的岁月想来是寂寞的，闻一多死了，吴宓不在了，吴晗做官了，钱钟书等等回避了，再后来“浩劫”至矣，老温德被隔离审查，被抄家，被红卫兵打骂，他的全套西方音乐唱片被人砸碎了，那只铁磬呢？老温德是茫然了，他当年选择到中国的全部理由呢？这还是一个礼义之邦么，何以至此呢？但他回拒了友人邀其回国的劝说，他要死在北大。
北大百年的时候大概有些人想起了老温德，他的学生后来很多是出息了，杨绛、赵萝蕤、李赋宁、许渊冲、诸有谅等写文章回忆他，未得亲炙的，如张中行，负暄琐话，也是不能绕开他的。学生们记其功德，春风雨人，缅怀他的教学艺术（《英诗》和《莎翁》这两课是经典的回忆了），如果作为屑谈，又不免说到其人之独身，一如人们猜测清华园里金、陈、叶诸先生的不婚，那么，说老温德，于道德（“他正直，热情，同情弱者，为朋友两肋插刀”）、文章（“他通晓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几种文字，对西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开过多种课，都讲得好”）、境界（“热爱一切美和善的，包括中国的文化和多种生活方式，绘画、音乐等更不用说”）、才艺（就说“游泳”，据说他能仰卧在水面看书”）之后就要说到作为独身者的老温德，也是张中行老说的好，比如那个遗物的铁磬，他就想到古诗“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也即那是用来“破情障”的。老温德或者李叔同，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张中行老是过来人，三两语间已见禅机，他的几部书——《禅外说禅》、《顺生论》以及“新世说”的《负暄琐话》和《流年碎影》牗说人和说己牘，都是解道破障的读本，若老温德的孤衾，看开来就是人生顿悟的“与饮食相比，在男女方面，人受天命和社会的制约，求的动力更强烈，满足的可能，轻些说是渺茫，重些说是稀少以至于没有”，于是温德先生移情为闻一多讲一个故事便可窥见其人性格的铁磬。这么说来，还是绕到文章开头来结尾，温德先生，应该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