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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为《中国小说史略》做点什么，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学术著作。
       家中藏书不少，可惜很多“一入侯门深似海”，一辈子难得与主人我打几回照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自然是个例外。自我问学以来，此书便一直站立在书桌边随手可及的位置。先是撰写若干小说史著时经常参考，后又在“现代学术史”专题课上重点推荐，还曾三次带着研究生逐章细读；再到后来，谈论“作为‘文章’的‘著述’”，这书又成了最佳例证。
       如此名著，时时摩挲之余，不免跃跃欲试，希望能得到一个更完美的本子。先是自告奋勇，想做“笺证本”，将鲁迅以前关于小说史研究的成果全都融合在内，做成一学科创立及成长的标本。此举得到庆西兄及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赞许与支持，可几次落笔，均半途而废——这事绝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只好以“慢工出细活”自嘲，将交稿时间无限期的推后，只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任务，就不算食言。
       将近十年了，与我同样喜爱这书的庆西兄，偶尔还会提及此事。双方都知道，此乃“旧情未了”，故只是相视一笑而已。真没想到，比我还固执的庆西兄，这回又弄出新的花样，硬把《中国小说史略》纳入“图典本”文学名著丛书。我明白其中的意味，这回再也不敢偷懒，紧赶慢赶，总算在最后期限过后不久完成任务。
       之所以乐意为《中国小说史略》配图，是深信此举符合鲁迅本人的趣味。想想少年鲁迅之认真临摹小说绣像，中年鲁迅之积极收藏历代画像砖和六朝造像，晚年鲁迅又如何提倡新兴木刻，要求年轻画家们“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致李桦》），不妨做如下大胆假设：若时间和条件许可，鲁迅先生必有兴趣尝试“图文并茂”的小说史。推测永远只是推测，不过让我狗尾续貂时觉得比较心安而已。至于认定鲁迅也对“图文并茂”有兴趣，除了《连环图画琐谈》等文的精彩论述，还可举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朝花夕拾）后记》之来回穿梭于图像与文字之间，足见鲁迅驾驭此道的本领。而为了撰写此文，鲁迅先生可没少花工夫，还专门请常惠、章廷谦等人协助搜集图像资料。
       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的郑振铎，倒是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传世。郑先生是藏书家，而且热爱版画艺术，做起“插图本”来，自是得心应手。“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具体途径是“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此举的作用，正如郑先生所表白的，“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我同意郑先生的思路，只是考虑到“著名作家的面目”乃历代画家“遥想千古”的产物，审美意义远大于认识价值，故没有依样画葫芦。其余的，如书影和绣像，理所当然成了我为《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时的基本素材。
       应该说，为小说史配图，是比较容易讨好的。因明清两代画家?刻工的努力，小说绣像颇多精彩之作。正因有此便利，读者很可能对本书有更高的期待。而我的工作原则是：尽可能让图像跟着文字走，贴近鲁迅的论述本身，不做太多的发挥。也就是说，配图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帮助读者理解并接近原著。这么一来，许多精美的图像用不上，因鲁迅并未论及；也有论及而无合适的图像资料的。当然，受个人眼界及精力的局限，遗珠之恨，在所难免。
       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也做了若干尝试。如借助照像、石印、版刻所提供的丰富的图像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复原早已消逝的历史场景与文化氛围，帮助当代人进入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与阐发“传统”。这次有机会为鲁迅的著作配图，深感荣幸之余，希望还能促使自家的研究“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