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据其自《序》所言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１９７２年８月”），据其自《序》“又记”则付梓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夜（“１９７８年１月”），即使以其版权页为据（１９７９年８—１０月），此书也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而面世。但是相对说来，这部分的思想价值却罕有知音者。
不错，所谓钱学研究已经沸沸扬扬搞了多年，《管锥编》研究也出了好多部专著，可是人们对其称赏大多仍止于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层面。对于其中运用“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语出钱氏本人）而表述的政治见解与文化反思，尚未见有人为之发覆。事实上，《管锥编》中不仅极富启发性地对文化与历史作出了反思，也极富预见性地论及了２０年我们经常关注的某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前者包括对君主专制及其种种表现与弊端的议论，后者则涉及到文化开放、经济发展及政体建设等众多方面。这里仅就前者略作归纳与索解。
在钱先生看来，君主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隐秘性。为此他从历史与文化两个层面作出反思。就史事而言，他针对秦人赵高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之说而引出这样两条史料：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皇为防其言论外泄而采取的残酷措施（“招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二是《史记·李斯列传》牘载李斯教唆秦二世实行专制统治的秘诀牗“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牘。针对前条史料他问道：“非牗赵牘高说‘朕’之意乎牽”针对后条所言他又提出：“非亦牗赵牘高说‘朕’之意乎牽”不仅如此，他同时借助莎士比亚剧中人和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ｖｉｇｎｙ）的有关之论直接点明主题：“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几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
不难看出，《管锥编》中所引所述就是意在告诉人们，隐秘性与独断性就是君主专制的特征，然而钱氏的思考尚非仅止于此。针对晚清学者陈澧有关“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的议论，他认为“殊中肯綮，尚未周匝”，也正是针对“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诸家学说中有关君主专制的众多议论，从而告诉人们，君主专制中的这一权术其实也是诸子百家中共有的内容，由之他得出结论：
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以上引文散见《管锥编》第一册第２６４—２６７页）
换言之，君主专制这一隐秘性、独断性特征不仅不是宦官赵高个人的发明，也非限于申韩两家之私说，而是“九流之公言”。应该承认，钱氏此论既是对历史也是对文化的反思，但又并非仅限于此，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专制，而与专制的运作与生俱来的就是隐秘与独断。因此，说钱氏此论系有感于“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而发出的愤懑之言自然有其理由，但若说其在为“全面专政”论追寻历史与文化的根源，当更符合钱先生当年的心境。
《管锥编》中同时还揭露了君主专制的一个恶劣表现：帝王的淫威。在这方面，钱氏首先对专制帝王以言治罪的野蛮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汉人桓谭所言“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他引录了诸如《
宋书》、《
魏书》、岳珂《史》、谈迁《
北游录》等众多古籍所载的以言治罪的事例，其中既有十六国时的苻生、金朝的金熙宗等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帝王，也包括如明太祖等汉家的天子，虽然文繁不能备引，但这里的共同特征就是帝王的淫威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钱氏所引所述其实也就寄寓了自己对这一淫威的抗议与鞭挞之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钱氏的鞭挞并非仅仅止于暴君或暴行，对帝王的才学或嗜学的帝王他也同样表露了极大的鄙薄，在此基础上他向人们揭示：所谓帝王的才学其实也就是帝王的淫威。
在这方面，钱氏在《管锥编》中先后多次论及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君主。其中对梁武帝、隋炀帝的嘲讽尤为尖锐辛辣。例如在论及司马迁有关“不违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辨明其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了帝王的所谓“才学”、“术业”：
夫贵人“言金”，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应）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９４２页）
在这里，钱氏虽是尚未完全说破用意，但对其文内史事稍作了解其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述本为吴起谏魏文侯言，意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了帝王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王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指宋文帝）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法），但在刘宋孝武帝在位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４５７—４６４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既清楚了“群臣莫逮”的真相究竟为何，也明白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和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帝王的淫威并非仅仅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
专制统治当然并非凭藉专制统治者的博学多才，但帝王的才学确实也是专制统治赖以张扬的一面旗帜。因此，《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专制帝王（如梁武帝等）的浅薄无聊，对帝王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谏其高祖（即魏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牗如褚遂良牘亦进诤言”，而在随之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又不无遗憾地写道：“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功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牽未之考也。”（第１４９１～１４９２页）
在钱钟书先生的笔下，君主专制的特征与表现已如上述，但其实质为何呢牽《管锥编》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愚民”或曰“治民如治军”。在有关愚民说的论述中，他认为《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牗悦牘学”的有关言论就是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但他认为这也不是原伯鲁的一家独倡，同样是一种“九流之公言”。为此他引出了《老子》、《
论语》、《庄子》、《商君书》、《孙子兵法》等古籍中诸多有关之论，从而告诉人们：“愚民”之举既是君主专制的一大要政，也是其实质所在：“然则愚民者，一言以蔽之，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有趣的是，钱氏并不认为愚民措施仅仅施诸小民百姓，而是颇带伤感地言及：逝去的先哲其实也难逃俯首称臣的命运。例如在论及孔子的政治地位在汉代的变化时他即写道：在司马迁的笔下“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牵挽为汉之‘素臣’”，而到了班固的笔下，“（司马）迁推为前代之圣师者，（班）固仍引为本朝之良弼焉。”（第２９３页）“素王”实为“素臣”既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也是专制帝王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一大隐衷，因为专制统治者主观愿望就是要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然而实际结局究竟如何呢牽钱氏明确告诉人们：君主专制势必造成所谓“为‘皇’而不为‘帝’”，或如唐代大宦官“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的那样一种状况。因此，归纳本文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管锥编》中有关君主专制的议论其深意就是对任何一种专制统治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