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对中国来讲，也是一部伤心史。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打进了北京城，这才逼着满清政府睁开眼睛看世界，开设了同文馆，学习西方的语言礼俗。这在今天称为西学东渐。在欧洲，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则起源于文艺复兴以后。在美国，东学西渐刚刚有一百年的历史，最早的就是始建于１９０１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提起哥大汉学系，这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段传奇故事，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这史实与清王朝被迫开办同文馆一样充满着哀婉屈辱和沉痛郁结。原来发起开办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的，正是一个被当作“猪仔”卖往美国做苦力的中国人。
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名叫丁龙，在做劳工时被他的主人看中并提拔做了管家。到了晚年即将退休之时，主人为了报答这位华人管家对他的照顾，愿意倾其所能来满足其夙愿。当卑微的华人管家剖白了他久埋心底的宏愿后，竟出乎主人的意料，因为他并不是申请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也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遮蔽风雨的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梦绕魂牵的故乡，而是想请他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亲爱的祖国母亲的中华文化，因为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主人满足了这善良中国人的愿望，也为此倾其所有，捐出了一生的积蓄。满清统治者闻知此事，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有捐助，丁龙一生的梦想和含泪的期冀终得实现，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正因为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少杰出的近现代思想文化先驱在哥大接受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教育，又把它传播到了中国，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生命的血液。从晚清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到今天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哥大一直是万人瞩目的“洋科举”的标志和象征。作者是哥大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硕士，抚今忆昔，搜罗爬梳，以不少文化名人的恩怨纠葛为线索，写出了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哥大与现代中国文化难分难解的血肉情缘。
首先与哥大扯不清恩怨纠葛的，正是学贯中西、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旗手”胡适。胡适一生为人谦和不事炫耀，但却有津津乐道的“平生三夸”，即安徽出生、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可谁能想到，当胡适于１９１７年４月２７日写完博士论文，同年５月２２日通过答辩又以为已获得博士即匆匆回国坐稳了北大教授、成为中国新文化旗手和文学革命领袖之后，竟有朝一日被证实他并未获哥大的博士学位。这种原因，其实是因为哥大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直到十年之后的１９２７年，哥大才最后授予胡适博士学位。然而，这种伤害给胡适内心蒙上了永远的阴影，因为这是来自他最挚爱的母校，言必称之的心灵圣殿的伤害，直到七十年代，人们还在为有着三十六个博士学位的胡适是不是具有哥大的这一个而笔战不休。在哥大建校二百周年校庆时所编撰的《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里，竟没有胡适的名字。另外一部《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里，胡适竟成了需要“复查”的问题人物之一。除去名份真伪之外，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胡适来到美国，又遭受到一生中最苦闷惆怅、受尽心灵折磨屈辱的岁月。他原指望母校会记起他这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可没料到他却被遗忘了，冷落了，像其他失势的国民党官员一样，过着天涯孤旅、风雨飘摇的生活。他屡次说过，“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进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这样的诉求表露了胡适在美期间的满腹辛酸。碧眼黄须的哥大人让一个有着盖世才华的著名学者在普林斯敦大学做短期的中国图书管理员。这一段历史，今天读来依旧会令人扼腕浩叹！
那个把西方诗情带到东方来的现代新诗人徐志摩，也是哥大人。可是他来哥大的初衷是光大家业，耀祖荣宗，所学的课程是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和心理学等。徐志摩少小离家，一变过去养尊处优的生活为惆怅度日，枯燥乏味，特别是在人情冷暖的西方社会，更觉孤独。也许正是这孤苦飘零的凄清和离愁勾起了他的诗心和诗情？对那“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名句，本书的作者把它看成不是写别剑桥而是写别哥大的。因为徐志摩是一个逸出哥大的诗魂。
书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冯友兰在哥大二三事的详细记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０日，年近９０岁的冯友兰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天，六十年前他在哥大完成博士论文获答辩通过时，因论文尚未出版而没能出席学位授予仪式；六十年后，作为誉满全球的学者和哥大引以为荣的学子，冯友兰又被母校以最隆重的礼节邀请回来并授予最高荣誉学衔，怎能不让这耄耋老人大喜过望，心潮澎湃！要知道这过去的六十年，是充满着血与火、凝重与迟滞的六十年啊！可正在这时，纽约媒体的一位资深报人，同时又是刚正直言的作家走到冯友兰的轮椅前，单刀直入地问道：“冯先生，我知道您是孔子专家，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您到底还批不批孔子了？”此时此刻，冯友兰竟老泪纵横，无言以对。历史的症结，积得太深，太沉重了，尽管他在自述中已对矛盾的一生和“文革”中的遭际给予了诚信的记录和平实的交待反省，但这晚年的阴翳仍不易消散，他的终生挚友梁漱溟拒绝出席他的九十寿诞，并掷下话语：因足下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前来。就是在他获准来母校接受荣誉学位之时，他仍是个“问题”人物。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冯友兰的五大人生矛盾后指出，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时代，中国固然有老舍、傅雷这样铁骨铮铮、取义成仁的刚烈文人，但也应允许巴金、冯友兰这样的文化人来在日后写出他们的《随想录》和《中国哲学史新编》。面对西方记者挑战性的质问，冯友兰深深感到了解释与语言的无力。“双泪落君前”不但是对这种悲剧性的人生的一种无奈，一种伤悼，也是一种悲愤的抗议。由此也可见出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独立自由精神的领会与运用，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与障碍！
有件事不可不提，爆发于１９６８年春夏之交的哥大学生运动，也许可以说是与“东学西渐”的影响有关。也是六十年代美国“反叛的一代”的行为极致。近千名哥大学生占领着五座楼房与当局对抗，每座大楼都挂上了巨大的红旗。夜间，灯光照耀下的红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大学生们称被占领的楼房为“解放区”，高悬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画像以及中文书写的大标语。男女学生互称兄弟姊妹，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事项集体举手表决，这就是造反者心中的共产主义的公社，这次“文革”式的造反只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以出动一千多警察施以暴力并逮捕７７２人而告结束。这种场面与方式，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我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场面。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至于说这种相互交流与影响孰轻孰重，孰小孰大，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只能有待于让下一世纪更为成熟的历史来评价了。
（《哥大与现代中国》，王海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