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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还记得，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听戴锦华教授演讲之时，初次听到有人坦言自己女性主义立场的震惊。我至今也还记得，当戴锦华教授的“文化研究工作室”非正式成立之时，我有幸作为旁听生而丝毫也不知文化研究所云的茫然。尽管因着“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等机缘，到如今，说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不仅没有了原初的叛逆色彩，反到添上了附庸风雅的嫌疑，但当初的坦言，却因为掺杂了一份个人记忆而分外刻骨铭心。尽管在今天，文化研究虽然刚刚上路，就在起始处因为喝彩声与棒喝声的同时涌来，而一跃成为学术领域的热门，可我还是不会怀疑那最初参与者的热情与真诚。因为有了这两种独特的机缘，阅读《犹在镜中》，成全的就不仅仅是学术的探询，还是自我心路历程的重温。
       当然，我并不认为女性主义是每个女性都必须选修的性别功课。选择不选择女性主义，实在是个人的事；对女性主义的态度，也会因为个人心智的差异而差之千里。我只是觉得，对那些在坚固的性别秩序中过早醒来的女性而言，女性主义其实就是支撑个人的心理与知识的依凭。性别问题，对处于性别强势中的男性来说，反省与思考都显得太过多余。但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却会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反省，无论思想也罢，自身存在也罢，都会变得更有力量。话又说回来，清醒地领悟性别意识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指认着自己就可以在性别游戏中游刃有余。女性主义本身已经是千差万别，从女权主义，到更名为女性主义，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因此我总觉得，能够因着社会变动而不断反省自己的性别立场，随着思想的变化调整女性立场的定位，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尽管能够因为有着女性主义立场，窥破性别游戏的奥妙，知道身为女性的种种尴尬，知道在暗夜提早醒来之后的茫然，却也没有力量真的投身在清醒过后为清醒寻找依托的自我之战，反而会格外地感受到在黑屋子里提早醒来的憋闷。于是在阅读《犹在镜中》时不得不承认，在其中那太过坚强的性别体认面前，不知是因为外在的学养，还是内在的性别力度本来就有所欠缺，反而觉得有点招架不住。那其中的困惑，在有的时候，并不只是来自社会与男权的外在压制，那种压制早就内化成你自己思想与身体的一部分。即使能够看穿性别规则的荒谬，但却无能为力，不仅不能打破游戏规则，有时还不免会代敌人发言，以敌人的武器伤害自己。
       从自我的困境出发，阅读《犹在镜中》，感慨最深的，当然首先是作者那种由个人经验出发，能够成功超越内心深处的男权栅栏，从而能够真正体验到女性主义带给个人力量的欣悦。同时，也是因为作者虽然有着身为女性的切肤之痛，却并不固守其中的壁障，反而也能反戈一击，认识到性别研究中逐渐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等等潜在困境，从而能够使纯粹的性别体认，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并能够帮助研究者在多重权力机制面前坚持边缘的立场。由此，我觉得戴锦华的女性主义，其可贵之处可能正在于她能够并不囿于女性主义的藩篱，并不把或许有点自恋的目光紧盯着自我这个女性或者范畴更大一些的女性群体，如某些所谓的女性主义作家，或某些辛勤工作但并不抬头看天的女性主义宣传者一样。女性主义帮了她的大忙，不只是让她赢得了以全新的眼光认识自己的可能，而且还给她研究问题——就作者目前的研究兴趣而言，就是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于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延伸到大众文化研究，尽管其中看起来沟壑纵横，但于作者而言却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因为它们同时都是跨学科的领域，也因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又与女性群体息息相关。再者，我还觉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微妙的相似，即它们同是弱势者所坚持的操守。
       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中国的现实，关注在我们身边日夜川流不息而我们身在其中却又极不自知的现实。诚如作者所言，“选择文化研究作为新的课题，并非由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旅行到了中国，而是在于我们所经历并面对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从事并推进这一命题。”选择文化研究，于作者而言，绝不是为本就聒噪不宁的知识圈再添点作料，而是因为大众文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因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就是作者在经历了学术群体的溃散，经历了“知识的破产”之后重新寻找到的批判现实的利器。从作者自身的学术脉络而言，这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诚然，就文化研究的理论起源而言，它的确有着西方左派势力退守书斋的绝望姿态，在西方的“革命”脉络中处于下滑线的谷底。尽管说文化与语言秩序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基础，可能有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的问题，但是，做文化研究依然有着在现实压力面前虚晃一枪的嫌疑。然而在窥破了权力游戏的基础之上，那种“拒绝游戏”的姿态，其中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就保持了某种批判立场，虽然不直接做个反叛者或抗议者，而是去揭示、拆解权力游戏的秘密与压抑机制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理应背负的使命。
       但是，在这里让我觉得困惑的是，尽管包括本书在内的文化研究的论文或专著，都隐约触及了一些禁区，也揭示了文化霸权的内在玄妙，却没有招来应有的堵截，也没有惹上可能的麻烦。是由于一时疏忽，还是这种拳打脚踢虽然在最高意义上颠覆了话语秩序，但在中国，因为能触及话语秩序的大众不过了了，或者说一方天空被特意留出，让能够看破游戏规则，而又拒绝游戏的精英们释放一下过激的情绪，转移一下过剩的精力？我似乎隐约听见一个嘲讽的声音在说，做个有机知识分子吧，只要不乱来！于是我不得不怀疑，这种对游戏的拆解，是不是因为其面向总是那么狭窄，根本就没有构成与对方平起平坐、对面接招的可能？再者，当从大众文化中提炼命题，对研究者本人已经是操练纯熟的买卖，而这种类似于知识猜谜的答案又几乎总是确定，文化研究本身是不是也会变得与其他学科一样乏味？
       只是，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如此种种的困惑与担忧，但我也深深体会到，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我们都不去发言，如果我们都因为窥透了权力游戏无所不在的奥秘，知道所有的努力也许都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搔痒”，那我们都不去搔这个痒，不在“搔痒”的过程中提升和成全自己，唤起自己和一些人的警惕与清醒，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定位？由此，我由衷地敬佩作者在书中坦言的那种“太拿自己当人”的“为明天做点事”的使命感，也由衷地敬佩作者在此书的姐妹篇《隐行书写》中对每一个问题解析完了坦承那分无力感的真诚，以及在无力之后仍然举起手中的投枪奋力一击的勇气。因为尽管自己也许因为种种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可能在立场上选择摸棱两可，但我却对那种敢于打破相对、承担责任的勇气由衷敬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在镜中》与作者同期出版的《隐形书写》是理论与实践的互补。只不过，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犹在镜中》把枯涩的理论逻辑推理转化成访谈的形式。这种形式，既给了作者某种更自由的表达便利，而且因为访谈者多是学生，他们的提问多是针对着自身在学习、研究中遇到的理论难题，因而作者的解答也就充溢着那种传道、授业、解惑的孜孜不倦，深入浅出，不惜重复，但力求以朴实简单的语言把问题阐释清楚。这其中显现出的正是作者在反省自己过去华丽的书面语言，尝试让愿意看的人都能看懂的努力。如果说阅读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访谈录，对一般读者，是向着大师的心灵贴近；而我觉得，作者寻找到的这种平易、朴实的言说方式，是以心灵在触碰大众。
       阅读《犹在镜中》的过程，其实一直是以个人记忆、个人经历与个人感悟与作者碰撞的过程。如前所述，在碰撞中不乏难以招架的无力感，也不乏难以平复的困惑。在其中感慨良多的，却是作者尽管意识到文化研究有着坚守最后底线的绝望，绝望中仍不放弃自救与启蒙的动机，绝望中也仍然有着奋进的勇气。尽管意识到女性主义自身的无尽困惑，却绝不放弃从个人生命体验而来的文化资源。尽管知道每一次碎镜成就的无非是另一次落网，知道每一次飞升不过是为再次坠落做铺垫。面对困境，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犹在镜中，但始终尝试指认幻象，并尝试破镜而出”。
       于是我想，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绝不就此罢手，仍然坚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古老理想，坚持着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思考与质疑，——戴锦华以这样的言说和行为，在这个知识分子已经成为问题被质疑的时代里，她以自己的言说与行为回答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做什么知识分子。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戴锦华著，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８．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