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聚仁的著作系列中，《万里行记》是一本独特的书。如果说他的《我与我的世界》性质上近于自传、回忆录、感想录、随笔的混合；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万里行记》不是一般的游记，很难将它归入什么类型：它是合史地人文于一体，又融入了作者的哲理和联想，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感情色彩。所以其哲嗣说：“我每次翻阅，都有一种感觉，就仿佛父亲带着我们漫游胜境，边行边谈，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足之所至，兴之所至，古往今来，天南地北，皆入话语”。
想当年，曹聚仁原是伏处书斋、执教学堂的教授，梦想着成为东汉的郑康成或者南宋的郑樵那样的大儒。只是赶上抗战军兴，打破了文人和学者的书斋里的梦，曹聚仁才离开了大学讲坛，做了战地记者。他的行囊中只带着地图和几册诗文，萧然走遍了大江南北，在战地流转了七八年。虽然老话说“外边金窠银窠，不如家里草窠”，又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但在他身上应验的却是“江山不幸才人幸”，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万里行记》。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讲究并重“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也把二者并列为人生的快事。但事实上真正能不偏不废的似乎是少数。曹聚仁对此的解释是：“我们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国家，传统地厌恶‘旅行’这件事。”其实，曹聚仁心里未必不明白，古人之所以徒有“行万里路”的虚望，而实际上却少有身体力行者，原因正在于交通、住宿、饮食等诸般艰难。陆游的“细雨骑驴入剑门”，读来诗意盎然，如同他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样脍炙人口，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才是古人更真切的现实感受。
曹聚仁被称为“现代徐霞客”。不过，与徐霞客不同的是，他的“行万里路”虽然免不了爬山过岭、日夜步行，但毕竟有“大部分是在舟车飞机上”。当然，他比上有余，比下却不足，与今日出游相比，其艰难还是大为超出我们想象的。说到战时的舟车辛苦，可以从曹聚仁的经验之谈中见出一斑：“说到走路，那就得准备鞋子：草鞋最起脚，蒲鞋最舒服，布鞋勉强穿得，皮鞋那就苦了。”不谙此道的城市小姐，不肯穿草鞋，结果走不上几里路，双脚磨出水泡，“连草鞋也穿不上，只好提着高跟鞋，徒跣而行”。曹聚仁还记下了这样的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这种情形在当年流离迁徙的乱世人的回忆文章或日记中并不鲜见，浦江清、吴宓等西南联大的学者日记中，便能见到。今人读来或许觉得有趣，但在当事人的当日，却是苦不堪言。
曹聚仁对房龙的这样一句话格外服膺，那就是在这本书里多次征引的：“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我以为《
徐霞客游记》广为传诵的原因和这部《万里行记》值得称道的地方，都不仅仅因为游记或地理，而更在于它们所包蕴的历史和文化。自然无言地感动着人生。一溪流水，数片白云，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原是人所感怀不尽的，曹聚仁更把“山水、历史、人间”糅为一体，他笔下写到的地理环境，是历史空间，也是人间戏剧的大舞台。
自汉魏六朝以降，文人亲近山水、推崇自然、爱重登临游览的风气日盛，关涉山水的诗赋文章也日渐增多，纪游文学遂蔚然成为大宗。所谓“处处山川怕见君”，并不是杨万里一家之专美；“得江山之助”者，也绝非山水诗一派为然。如果我们把纪游文学勉强分为文人和学者两类的话，曹聚仁的《万里行记》大致接近学者游记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史与地的交织”，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总括起来看，不同于一般游记的浮光掠影，也不是流连风景性质的旅游指南，而是文化、历史与地理的综揽。在登山临水之余，不忘埋首故纸堆，评点文化名城和历史重镇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古迹寻访、人物逸闻、诗词文献，甚或地域意义上的诗派、画派、曲派，以至学术上的皖学、吴学、浙学、扬学。不过，值得感幸的是，身兼学者、作家、记者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曹聚仁，并没有在追述前贤、钩沉历史的时候，像我们的余秋雨大师一样摆出一副苦思冥想的深沉状，作“千年一叹”，或把文章作成“文化苦旅”。
在“地以人传”和“人以地传”之间，有时很难分出宾主关系，像苏轼和白居易之于杭州，可说彼此借重，对于人、地双方，都不失为一段佳话。所以郁达夫的诗中有“至今堤柳尚姓苏”的感叹，而苏堤、白堤也赋予西湖以更多的文化内涵。同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如陶渊明之于桃花源、汤显祖之于临川、崔颢之于黄鹤楼、周郎之于赤壁，甚至苏三之于洪洞县。事实上，曹聚仁在写到这些地方时，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着墨最多的。其有别于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的是，他总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各种文献：写到南京秦淮河、燕子矶，他参证《桃花扇》、《
儒林外史》；写苏州，他辅助以《
浮生六记》；写扬州，他以《画舫录》相比照；嘉兴南湖，他引证吴梅村的《鸳湖曲》；一组杭州专题的文章，征引的文献更多，包括《西湖游览志》、《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等数十种，还有苏、白、李贺、林和靖、袁枚等十余家的诗词……我读《万里行记》的时候，就是当作“卧游”的，一路读将下来，真如《
世说新语》中所说的，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虽然全书十章涉猎了包括东南、华中、赣闽、东北等中国的大片版图，但其中重心、也是最见精彩的部分，无疑是他最熟悉的东南一隅，这就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扬州、绍兴，以及他的家乡金华等地。江南之地，不仅山柔水温、妩媚多姿，而且人文传统丰厚，作文化、历史言说与发挥的空间比较大，乃是好文章的天然材料。这些地方正是我的旧游之地，所以读来也更多感同身受的共鸣。张宗子写湖心亭看雪：“天与雪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曹聚仁赞以“此是何等境界”。接着，他用自己的游历印证张宗子的前文：“丁卯秋，我从上海归杭州，时三更将尽，月色皎白……那年深冬，黎明，白茫茫的大雾，把西湖整个儿包住了。对面不见人。轻舟从雾袋中穿过；到了湖边，才看见那么一条细痕。湖水真赏，只能这么体会，舌与笔都已穷了。”对此，我也忍不住要学他赞叹一句“此是何等境界”。
(《万里行记》，曹聚仁著，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７月版，２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