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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中，王朔提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写作与伪生活。伪生活是一副虚拟的精神麻醉剂，在它的作用下，人们可以一本正经地说胡话，甚至心潮澎湃、激情四溢。伪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创作的源泉。有一年高考作文就有不少学生不约而同地写父亲早逝，母亲有病，自己如何挑起家庭的重担顽强地生活。其实真正丧父的学生没有几个，他们过早地学会了伪造生活的本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中学语文教育，因为伪造生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习惯。伪生活是泡沫文化的产物，它不是建立在合理想象、切身体验、洞察深思的基础上的，依赖于复制、模仿与空洞的叙述加上矫情和媚俗，人们制造出了伪生活这个怪胎，而且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伪生活是一种符号化的生活设计，在政治功利或商业利益的推动下，人们把自己设置在一个虚伪的生活空间中。人斗人、人整人的“文革”使人们扮演了虚拟的角色，牛鬼蛇神痛哭流涕，革命小将耀武扬威，大家在忘情地演一场戏，由于过分投入，所以，一旦真实的生活到来，大家感到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六十年代末的“地下诗歌”中有一首《火炬之歌》喊出了清醒的声音：“人的生活必须重新安排：让陌生的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疏远的变得熟悉?让仇恨的成为亲近?让猜忌的不再怀疑”。可惜这样的声音只能是潜在的，无法成为社会主流。如果不能自觉地投身伪生活，就会成为异类，成为排斥和打击的对象。真实与诚挚成为一种社会禁忌，大家心照不宣递着神秘的眼神，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口号与谎言之间，尽量适应伪生活的规则。伪生活是拒绝个性的，绝对不能义气用事，越是看不惯，越要笑脸相迎，越是丑恶无比，越要大加赞美。这就是伪生活时代的逻辑。所以，在伪生活时代最不缺少的就是赞美诗。人们之所以“放声歌唱”，并非言为心声，而是为了加入这种比口型比音量的大合唱，惟恐落伍。伪生活时代的写作数量是惊人的，人们振振有词地伪装自己，并竭力通过无限度的表白来追赶时代。伪生活时代的写作其实是一种消灭个性却又滔滔不绝的文字演习。
       写作与伪生活是母鸡与鸡蛋关系，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永远也纠缠不清。伪生活使写作成为涂脂抹粉的营生，而这种掺假的写作又延期续了伪生活的生命。伪生活已经成为某些人唯一的精神资源。他们认定只有伪生活才是最大的依靠，因为无根基的伪生活虽然远离现实和梦想，却符合人们的功利目的。一个在城市里面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偏要扯着嗓子歌颂农民，亲吻土地，拥抱麦田，声情并茂，泪如雨下，这样一来，他就获得了一块无形的招牌，相应地取得了话语特权，他就可以大模大样地以“代言人”自居。他可以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大地之子”、“人民诗人”、“为母亲而歌唱的赤子”。尽管他骨子里厌恶农民，现实生活中也以出身农民家庭为耻辱，可是，他还是要假惺惺地抒情，煞费苦心地进行修辞，因为不这样做，不这样表达，他不但会失去发言的资格，而且会失去相应的荣耀。伪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明明是空穴来风却作如痴如醉状。久而久之，伪生活时代的写作就成为一种惯性，人们甚至以此为精神寄托。伪生活结束以后，昔日的写作者便感到十分失落，他们患了了无法疗救的“失语症”，他们已经不能适应在真实中发言。
       胡适说：“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士大夫的主要职责就是制造伪生活状态下的写作。大家为什么乐意跟着说谎的人走呢？因为他们是体制和秩序的维护者，是法定的说谎者，他可以胡编乱造而毫不羞愧。福柯说真理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其实，说谎同样是一种权力，说谎的人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因为他制造了一种语境，一门技巧。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技巧和门道，是很难在伪生活时代进行写作的。即使写八股文，讲究也非常多，必须反复揣摩锤炼，而且还要不断地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这种写作难以无师自通，人的天性是与伪生活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天性往往处于压抑状态。诚实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沉默”很难说是正直与良心的反映，如果给他们一张官场的入场券，他们自然会开口说话。吴宓教授在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之际，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余地：“惟有三缄其口”，“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伪生活时代的写作是非自由的，人们按照统一的口径说话，不敢无端哀怒。要说就只能说假话，别无选择，在这种困境中，王朔用开玩笑和调侃的方式来对付庞大的说谎系统，他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王朔的痞子腔之所以在文坛上迅速蔓延，充斥影视屏幕，并且成为现代城市青年认同的说话方式，是因为这种方式很过瘾，他们一边递眼色一边装模作样地赞美：皇帝的新装真是美极了！这些聪明的顽主不可能成为伪生活的反叛者，他们非常懂得自我保护，他们把搞恶作剧当作自己的看家本事，伪生活是他们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素材，如果没有伪生活，他们拿谁来开涮？所以，我们不必指望他们去“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网络时代生长着一大批新生代作家，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吃力地模仿着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消费着虚拟的富贵与豪华。葛红兵在《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新华文摘》２０００年第７期）一文中指出了新生代文学的弊病：“他们正通过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热衷于伪造生活的写手们遍地撒网，将自己困缚于虚拟世界中。作家莫言发现，人一上网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胆大包天，他们的舌头失去了控制，在网上任意驰聘。无论是美化自己，还是攻击别人，都极力将语言推到极端，而且绵延不尽。
       伪生活时代的写作正逐步迈入持续发展的道路，恐怕一时还难以预见它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