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后，世苟有有志于梳理２０世纪后期中国社会思潮者，不能不语及王朔其人。作为一个有着“天真的本能”和天生“反骨”的“反英雄”，（《美人赠我蒙汗药》老侠语，Ｐ２９）王朔可能产生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态。这样的人总是作为社会的异端而出现，然而他们却决非那种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对社会历史怀抱批判性与超越性情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特立独行”四个字毫不沾边，只因为他们坚守对于纯真的童年的信仰，而拒绝成熟，于是成为社会文化的另类。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抨击总是出诸本能，而缺乏学理上的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不过是没有长大的孩子。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我们见到了李贽，在台湾我们见到了李敖，而王朔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人物。然而，同另两个孩子相比王朔又是特殊的。王朔曾经被认为是以“痞子”式的反文化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但从王朔的新作《美人赠我蒙汗药》（《美人赠我蒙汗药》是一部对话录。但我们应当把对话人之一老侠视作王朔的应声虫。在这部对话录里，无论名义上的言语陈述人是谁，表达的都是王朔的观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尽管王朔不时地流露出对于文化界的调侃和颠覆，他自己却是自居精英的。作为一个少年生活被打上深深的“文革”烙印的人，王朔的身上体现着更为强烈的旧理想主义的色彩，从《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正是“文革”时期“惟我独革”的流响。王朔属于被“文革”毒害最深而最缺乏自省精神的种群，他和他的论述的思想史的意义正在于此。
王朔有一句名言，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假正经的和不正经的。毫无疑问，只有在经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锻炼之后，才可能得出如此对于人性的阴暗面充满警惕的结论。一贯以来，善、崇高这样的大词在王朔的作品当中是被颠覆、被调侃的对象。这样，王朔的小说给予读者的是一摊价值的废墟。诚然，生活当中真正的善、真正的崇高是稀缺的，王朔及王朔的一代人都曾经深受“伪崇高”的荼毒，《顽主》这一类的小说给了伪崇高一记响亮的耳光，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王朔用他的“必无”来抹煞“可有”的希望，这就太过偏颇了。在《无知者无畏》当中，王朔对于金庸先生笔下的萧峰，一个真正的悲剧英雄嗤之以鼻，在《美人赠我蒙汗药》里面，王朔对于“善”的存在性同样怀疑。在谈到余杰的《冰与火》（按实为《火与冰》，这正如王朔说《天龙八部》有七本，小说家言，未可深究。）时，老侠说道：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
事实的情况是，余杰所表达的，正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共同感受，而且，王朔也不了解，对于北大的学生而言，决定他们的命运的不是系主任和导师，而是系里管行政、团委、学生工作的。凡是曾有过大学生活经验的人自当明白王朔的飞刀落了空。
相对于“善”、相对于“崇高”，王朔希望建立一个以“真”为基础的王国。切不要把王朔的“真”的概念同西方“真理之真”率尔比附。王朔表示要“用真实活着”，这个“真”并不意味着对于真理的不懈探求，并不是赛先生的孑遗。在王朔那里，这个“真”意味着保持生命的自然状态，反对任何的矫饰。正像宋代理学家指出“理”是先天地而存在的一种物质，对于王朔而言，“真”就是他所坚持的一个先天地而存在的理念，他的旧理想主义正主要地表现在对于这个先验的观念的操守之上。因此，王朔所谓的“真”，同样是一个未经验证的东西，同样属于理想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范畴。
王朔对于知识分子的攻讦基于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世上本没有所谓的善与所谓的崇高，那么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可以自傲和值得人尊重的地方；第二，既然世上最终极的善就是“真”，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这一点，因此也就是罪恶的。他认为，“科班出身的受过系统的洗脑，像我这种没受过系统训练的人，说假话是说不长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虚伪，正因为他们的知识。王朔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在“文革”，他自觉不自觉地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所侵蚀。对照二十多年前“崇法批儒”斗争中的社会主导言论和王朔现时的、当下的言论，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惊人相似。
王朔对于中国的伪知识分子看得很深刻，这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同中国的伪知识分子相比，王朔还有那么一点可爱，因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劣根性。然而，他竟然由此出发领会到了对于整个智识阶层的优越感，这就让人很不愉快了。不仅如此，王朔对于大众流行文化同样深致不满。他指责港台语言为“鸟语”——不要忘记，这个“鸟”在明清小说当中的独特含义；咒骂大众文化“无耻”、“险恶”，对于大众的文化需求抱有相当程度的不屑。他对于港台文化侵袭固有的文化十分警惕，这种精神先秦时代的孟轲就说过了，他将这种现象叫做“用夷变夏”。对于大众文化、异质文化带有强烈的排斥感，而缺乏应有的包容的胸襟，正是一切旧理想主义者的精神风貌特征。既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王朔的眼中一文不值，大众文化又是那样的肤浅（王朔是敢于承认他的影视文学的肤浅无聊的），说到归齐，只有他一个人才是真正的精英。
正像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工人运动划分为自发和自为两种类型，王朔对于当代文化的批评同余杰等人的批评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是自发的，后者是自为的。王朔只是一个坚持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的一切的牢骚都来自于“本能”。而这种“本能”是他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文革”给了他的。他的学理资源无法支持他做出理性的判断，其实应该说，不是他在表述这些观点，而是观点通过他来表述。王朔称“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应当套用一下，王朔本人是“可爱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他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身受“文革”思维的戕害而不自觉。在《美人赠我蒙汗药》里面，王朔大骂别人搞文化批评最后都落实到人身攻击上，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王朔的形象令我想起唐传奇中的东城老父，一个沉浸在对于开元盛世的回忆当中的老人，那也是一个旧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