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灵魂的归宿》瑰奇迷人、罕见珍贵，那是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以地质勘测队员那样一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求实精神，寻找到建立俄中文化之交的先辈们的辛苦足迹；以诗人般炽烈的激情和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事实，讴歌了中俄、中苏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
不消说，著名汉学家雅·比丘林远在十九世纪初用俄语撰写了汉语语法，写成《北京志》、《蒙古志》、《西藏志》，翻译了《三字经》和《四书》；被郭沫若称赞为“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瓦·阿列克谢耶夫最早把司空图的《诗品》、王勃的《滕王阁序》、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译成俄文；著名汉学家阿·罗加乔夫翻译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鲁迅的《祝福》、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草明的《原动力》，以及《
水浒传》、《
西游记》等作品，成为中苏、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高莽自然要用专门的篇章加以描述。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一些著名作家在译、介中国文艺作品方面建树的不朽业绩。
托尔斯泰这位世界闻名的大文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人人皆知的。可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个中国文化迷，是向俄罗斯人民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行者之一。高莽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们：１８８４年春天，托翁在日记里记述自己如何根据德文、英文和法文孜孜不倦地研究孔子、孟子和老子，并亲自把他们的著作译成俄文。“读孔子，越读越感到深奥与美妙。福音书没有他和老子，就不完整。他——没有福音书也不行”。牗１８８４年３月２９日牘“我在研究孔子，我觉得其他学说都无聊。好像是恰到好处。主要是这个学说严于律己，当我独慎其身时，他能对我起良好作用。但愿永远都有这种新鲜感觉。”牗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４日牘高莽在《土坟》那篇随笔中介绍说：托尔斯泰在５０～６３岁时，“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而法国学者译的《老子》，则对他影响巨大。作者还告诉我们，托尔斯泰逝世前一年谈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时，还提到了老子、孔子、孟子。晚年他还从别国文字将《
道德经》译成了俄文。高莽对托翁这些往事的叙述很平实，然而，正是这种平实无华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身上，还有汉学家的风采。这是以前很多国人所没有注意的。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中国广大诗歌爱好者，都像热爱李白、杜甫那样热爱他、崇敬他。感谢高莽，在《俄罗斯文学的麦加》一文中，把他遭到的几次想访问中国但却被沙皇政府所拒绝的挫折，原原本本地告诉给我们。
同样，高莽还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深深的敬意，向我们披露了如下的史料：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契诃夫曾计划自己一人，或想和高尔基一起，访问中国，可惜理想未能实现，不过，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怀有深情的记述。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称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非常讲究理解”。
鲍·波列沃依，对我国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切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实小说《真正的人》和特写集《斯大林时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曾经是我们学习写作的范本。１９５６年，他曾率领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２０周年大会，回国后出版了对中国人民充满深情厚谊的日记体随笔集《中国行程三千里》。然而，波列沃依曾为中苏文化交流做过一件很不寻常的大事，却是大多数中国文艺工作者不知道的。高莽在《“老波”夫妇》那篇美文中，把波列沃依只对他讲过的一件大事作了披露：原来远在三十年代“老波”就把鲁迅的名著《阿Ｑ正传》改编成话剧，并且搬上了舞台。
《灵魂的归宿》中讲到的中俄、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有很多。但如果《灵魂的归宿》只局限于描述文化交流史上一些名人的奇闻逸事，而对两国人民群众之间深厚的友情不给予应有重视和反映，那么，此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一曲盛赞伟大的中苏、中俄人民友谊的颂歌。仔细品味书中的每篇文字，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中苏、中俄人民友谊的珍惜、热爱的圣洁之情。且不说《母亲的爱》中，作者为我们描述的当年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来我国访问时受到我国青少年如海啸般奔腾、似火山爆发一样的热烈欢迎；也不提她在北京中山公园作报告时，第一句话“我的亲爱的……黑头发……黑眉毛……黑眼睛的女儿们和儿子们”刚说完，无数听众就泣不成声的动人场景；只提一下伊·斯特拉热娃的非凡经历和感人之死，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苏维埃政权下的俄罗斯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多么深挚、赤诚的情谊牎
伊·斯特拉热娃是苏联颇有名气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曾为培养中国留学生付出过艰辛的劳动。五十年代中期，还在我国北京航空学院执教二年，凭她卓有成效的业绩，我国政府曾授予她中苏友谊章。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生活却屡遭不幸。丈夫６０岁便离开了人间，儿子是新闻记者，４７岁就不幸死于心脏病。小孙子在波罗的海海滨玩耍时，又被挖出来的一颗手榴弹突然爆炸夺去了生命。年迈的孤苦伶仃的斯特拉热娃在如此沉重的打击面前，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苏友好的事业中。继１９８３年访华之后，又访问两次中国，并著有《长江水悠悠》一书，真实而热烈地宣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老人经常把中苏友谊章戴在胸前，自豪地对人们说：“这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奖给我的牎”每次中国国庆节，她都要到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中国朋友一起高高兴兴地开怀畅饮，共叙友情。１９９５年国庆节，我驻俄大使馆又热情地邀请她出席我国国庆招待会，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可是，招待会那天，老人反常地始终没有到会。过了两天，她的亲属推开她的家门，发现老人躺在门口，早已停止呼吸。衣服穿得很整齐，很讲究，胸前戴着中苏友谊章……多么可亲可敬的老妈妈啊牎高莽用最普通、最朴素的词汇，让一位为中苏友谊而生，死为中苏友谊而死，既平凡又伟大的俄罗斯女性，光彩照人的屹立在我们面前。
（《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高莽著，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３２．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