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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杂志今年第五期上，唐师曾“关于《一九八四》的点滴回忆”一文，写了对此书失而复得的一段往事，珍视此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读后感到，唐文的表述，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这样的错觉，以为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的《一九八四》是内地读者最早得见的，那是不确的。花城版离现在已十多年，固然如作者所说“印数不多又年代久远，所以十分珍贵”，但此书的最初面世，更要早于花城版十年。
       1978年8月，外文出版局研究室创刊编印《国外作品选译》，为内部发行不定期刊物。其“发刊说明”是：“《编译参考》为篇幅及性质所限，对于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包括：当代人物传记、回忆录、现代文艺创作以及反面作品等，均未能采用。为此，将不定期出版《国外作品选译》，选登上述材料，供领导和有关同志参考。”可见，这本刊物是作为《编译参考》增刊性质的刊物出现的，果然自第二期起，刊物封面上加上了“《编译参考》增刊”几个字。《编译参考》为外文局主办的内部发行的杂志，但所谓“内部”并没有怎样严格的限制，一般单位都可征订，显然，这也是《国外作品选译》的发行范围。但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都知道，是否“内部发行”，其选择国外作品的宽窄范围是大不一样的。
       《国外作品选译》，每期字数不定，少则十万字不到，多则十五万字左右。每期刊载三四篇作品，曾刊有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萨达特的《我的生平》、《罗斯福别传》、《戈培尔日记》，赖肖尔的《日本人》、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文学作品则有美国哈莱的《根》、阿瑟·黑利的《最后诊断》以及这本奥威尔的《1984年》(这是当时的书名，不是《一九八四》)。
       《1984年》自《国外作品选译》第四期刊载，连载三期刊完。译者董乐山，外文局正是译者当时的工作单位。第一次刊出时，在前有译者所写的“关于本书及其作者”(不知花城版及其他版是否原样保留?)，其中说明：《1984年》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有趣的是，第二次连载时，在前又来了一个“编者按”。此“按”比译者的说明要简短得多，词句大多抄自译者的前说明，不同之处是加了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像是表态的话：“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如此做法，不知其中有何奥妙，可能译载此书受到了“左翼”方面来的压力。有压力不是无端猜测，这里提供当时的一个传说作为佐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力山大编的《新概念英语》被引进我国。这是一套较新的原版英语教材，至今也仍是影响最大、使用最广泛的原版教材。但这四册一套的教材，最初引进时，只有三册，第四册却迟迟不见，总在过了一二年之后，这套教材才得以成套，第四册迟到的原由就在于奥威尔的《体育精神》一短文(可能是一长文的节选)，这并不是《1984年》中的片断，但据说就因为奥威尔是写过《1984年》的“极端反动的作家”，有关方面就阻拦第四册的引进而不让其成套。
       《国外作品选译》这个名称似乎不久就废弃不用了，外文局研究室就以《〈编译参考〉增刊》的名目出版同样性质的国外作品，而且所出篇幅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如出过好几厚本包括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人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不但出增刊，以后又出《〈编译参考〉丛书》，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就是其中的两本。记得王蒙当时曾说，肖的回忆录不可信，必为他人作假，还记得王蒙当时曾从“卫道”立场出发慧眼独具地指出，这一批苏联及东欧的读物对事业的危害性最大云云。
       包括《国外作品选译》时期以及其后《〈编译参考〉增刊》中的连载作品，以后曾有另外单独结集成书出版的，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和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两本书最初也在书背面打上“内部发行”字样。两本文学作品《根》和《最后诊断》，那是公开发行的。至于《1984年》，在花城版之前未曾公开出版过，似乎也没有列入《〈编译参考〉丛书》，结集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过。那么，《国外作品选译》连载的《1984年》，也就可算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版本了。
       真不觉得，这些已是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像是在谈掌故了。好在我们今天不但读到了所谓“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而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都公开出版了。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