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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韦伯的人都知道在韦伯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韦伯：一个是“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一个是“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这两者都是后人在研究韦伯时对韦伯的思想作出的学理诠释，不同的是对于同一个韦伯，两者的释解却大相径庭：“美国韦伯”主要由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者所制造，这个“韦伯”创造了一套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理论”，是“现代社会学之父”。但这个“韦伯”在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遭到另一个“韦伯”——韦伯故乡的“德国韦伯”的挑战，“德国韦伯”认为韦伯终其一生都反对所谓“历史普遍规律”，反对把社会科学系统化，因为韦伯本人就说过：“一种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而追求普遍化和系统化的努力将使学术研究落入“黑格尔泛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一元论”的窠臼。从目前来看，“解构美国韦伯，重构德国韦伯”已成韦伯研究大势，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加理由充足，因为前者最大的毛病，是没有从韦伯著作的文本脉络和韦伯本人的思想历史脉络出发来研究韦伯，其先验的成分明显多于实证，以致离真实的韦伯相去甚远，但这却为后者所避免。
       假如“德国韦伯”更靠近真实的韦伯的话，我们有理由说韦伯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先驱之一。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被人所指证，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本世纪的后半期，但本世纪初时其问题就已经毕露无遗，这给一些心智上的早熟者引发了思想上的困顿，而韦伯就位居其中。读韦伯在1919年的著名演说《以学术为业》(与另一演说《以政治为业》合编成《学术与政治》一书)，不难感受到“德国韦伯”分明更有说服力，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地狱中备受煎熬的韦伯，对现代性给人造成的痛苦，韦伯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早具有意识的先觉者，他在这篇演说里所做的工作因此便是解构，是对以往的学术(科学)和价值系统的剥离。在一战刚刚结束，二战正处于酝酿之中的那个时候，韦伯以其无比的睿智实际宣告了知识浪漫主义的终结，虽然这一切也很无奈。
       在《以学术为业》里，韦伯正在建立起一种新的知识观，这种新知识观告诉人们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来重新认识世界和人自身。
       韦伯的新知识观来源于他对人类学术和科学活动的再认识，其中心问题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元对立。首先，他指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在德语中，科学和学术是同一个词)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已经分裂。缠绕于晚年韦伯的始终是托尔斯泰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试图寻找终极意义的韦伯在此陷入了大悲哀：用来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韦伯在此已毫不留情将价值从知识中剥开，这无疑颠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知识的认识。在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无论是奥古斯丁和斯宾诺沙的宗教理性还是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理性，都在作着相同的努力，那就是用知识(神的或世俗的)来寻找意义。在既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与解构知识相伴而生的是解构价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价值的统一性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在柏拉图眼里，知识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当然只会是一元，是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同构，既然知识的统一性已不存在、价值已无法从知识中得到证明，那么价值和意义便没有了标准化的参照可供验证，价值便只有从普遍转向独特。韦伯因之主张起价值“多神论”，他说：“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学地’做出判定。”这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对单一化信仰的诉求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如一些现代性理论者所主张的普适性价值，也便构成信仰的僭妄。
       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在解构完知识和价值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解构起那些“以学术为业”者，他说：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应与政治分离。韦伯主张，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韦伯对知识浪漫主义的解构，上承尼采的“上帝死了”，下启福柯的“人死了”，他所发出的声音是“知识死了”。韦伯对知识的这种观念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一，它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和理性的限度。“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的知识万能、理性万能信念已变得有些可笑，知识和理性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极其有限的，它对人类价值领域的事情基本上已无能为力，今天，任何包含了价值判断、宣称可以对人类的问题予以根本解决的知识系统一旦产生，都将成为乌托邦工程式的宏伟叙事，其前途的不确定性将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风险。其二，它使我们看到了价值和意义本身的限度。既然在价值上已不存在普遍性，那么寻求价值统一性便已毫无必要，而必须奉行起多元主义立场，尊重相对和差异。其三，它使我们看到了知识者的限度，知识者同样已遭到理性的“除魅”，已经不宜像以往一样仍然充当价值和意义的代言人，学术就是学术，与价值判断需要拉开距离。传统知识者的精英意识、引路人心态，开始变得有些不合时宜，“摩西”式的知识者已过时于这个时代。
       韦伯对知识的颠覆破坏了人类对知识的美好预期，但却能够使人警醒。他实际上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的限度，人类的智慧在价值和意义的领域已越来越缺乏力量。既如此，人类又该如何使用知识和智慧呢?韦伯从反方向给人类指出一种可能性，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而告诉了我们应该不去做些什么，但“不做”却又构成了“做”的前提。也许是巧合，韦伯的声音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几成大音，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者所倡导的“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禀承着的无疑就是韦伯的思路，“不做”“先知”和预言家的明智大概正是来源于“头脑的清明”，但这一切又是以反复了几次的“做”为铺垫的，未免又带浓浓的悲剧味。当现时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新左派”的种种言路都大张旗鼓争取话语权力的时候，我想他们不能不去体验体验本世纪初的韦伯，这应当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无聊和偏执，也可以使我们避免一些重复和无谓，毕竟，在这方面我们拥有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版，定价：11.60元。)